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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过程中一些思考 　　中国大运河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这是国务院有关部委、八个省（直辖市）沿运河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在我国文物保护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我国文物学界而言，这是对文物保护规律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国际文化遗产新理念引进消化的积极结果，值得我们认真总结。随着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国文物保护研究工作者们陆续解决了一些新的问题，诸如如何划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类型、如何确定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构成、如何把握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特性、如何理解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何针对不同保存形态的大运河遗产制定不同的保护策略等，总之，其关键都是围绕着大运河展开的对国际新理念的解读及其适合中国背景的发展。以下是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粗浅思考，欲求教方家。 　　一、大运河遗产的属性 　　近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主要有文化景观、遗产运河、系列遗产、文化线路。在这里，“文化景观”强调遗产中人类和自然相联系的要素，“遗产运河”强调作为遗产的运河的技术价值，“系列遗产”强调不同遗产的同质性，“文化线路”则强调交通线路的文化交流价值，这表明人们对文化遗产分类更加细密的趋势。 　　在这些概念中，与中国大运河最为接近的恐怕要属遗产运河和文化线路两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联合编制的《国际运河遗迹名录》中，提出了评价运河遗产的四项标准：1.是人类创造天才的杰作；2.在技术价值发展方面有重大影响力；3.是体现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的建筑或特征的突出实例；4.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据此，这个文献将中国大运河与法国米迪运河、英国布里基沃特运河等世界上的七条著名运河列入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并称这些运河是“最具影响力的水道，更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从技术角度评价中国大运河当然毫不过分，但是，依据此文献的标准却基本未涉及它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文化价值。新近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在定义文化线路时作了如下表述：“任何交通线路，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其他形式，拥有实体界限；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为特征，以服务于特定的、十分明确的用途；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a.它必须是产生于、也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类、国家、地区甚至大陆之间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交流；b.它也因此必须促进了其所影响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杂交融合，并通过其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c.与线路存在相关的文物和历史关系，必须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系统。”中国大运河无疑符合上述的三个基本条件，但其显著的工程和技术价值却无法置于基本条件之中而有别于其他文化线路。 　　如果我们综合上述两个国际通行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同时吸收其他概念的营养，结合我国实际，对中国大运河遗产似可做出以下表述：它是春秋以降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它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重要经济制度漕运的见证；它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文物；它是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遗产运河；它是凸显水利工程和技术价值的文化线路；它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形成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它具有超强的历史活力和适应性，至今在相当区段还保存着运河的初始功能。 　　二、大运河遗产的构成 　　中国大运河遗产的构成由其基本属性所决定。如果说大运河属于工程性文化线路性质，那么其工程性是有别于丝绸之路、香料之路、朝圣之路等文化线路的最本质的特征。工程哲学认为，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技术要素构成了工程的基本内涵，但工程不仅仅是技术的集成，而且受到非技术要素边界条件的制约，产生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由此，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可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二大类。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错综复杂，这也对工程的设计者、施工者和管理者的水平要求很高。大运河技术要素是指建造大运河并保证其功能发挥的各种技术元素，比如大运河的河道工程、北京人工河湖水系水源工程、汶上南旺运河越岭的分水枢纽工程、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蓄清敌黄”的大坝关键工程、苏北宿迁淮安段“束水攻沙”、治黄保运的堤防系统工程等，均是按照不同地点、不同针对性、不同需求，集成了规划、设计、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艺、方法诸多技术要素而完成的。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往往都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更具有技术价值。大运河的建造和使用，反映了古人利用超大工程创建人工新水系的意识和能力，反映了朝廷实现南粮北运诉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