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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发展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启示 　　内容摘要：近年来，家庭农场发展受到国家和学界高度重视。本文总结了国外家庭农场发展中具有共性的基本经验，并与我国家庭农场的探索进行比较，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家庭农场 国际经验 小规模农户 合作社 　　在我国，家庭农场曾长期存在。但农业集体化的迅速推进与计划经济的建立使得家庭农场基本消失。因此，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除少数文献（如胡书东，1996；蓝益江，1999）外，“家庭农场”很少被学界提及，也基本不为政界所关注。直至2008年，家庭农场作为重要的“规模经营主体”正式进入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家庭农场作为与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相当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提出扶持家庭农场发展。从此，家庭农场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见图1），尤其是在科学解读家庭农场发展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考虑自身资源禀赋、经济体制等，有选择地进行借鉴，本文就此进行讨论。 　　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共性特征 　　（一）制度先行，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土地制度是农业制度安排的基础与核心。因此，家庭农场的发展，需要以明晰、稳定的土地产权为基础，需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和机制，保障土地经营权的合法有序转让（杜志雄、肖卫东，2014）。美国早在建国之初，便实行了将土地向农户低价销售的土地制度。在林肯主政期间，又颁布实行了《宅地法》，为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奠定了基础。德国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颁布了《农业法》、《土地整治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农地进行调整，使之连片成方，并鼓励土地等要素进行流转（马凯、赵海，2015）。二战后，日本不仅进行了土地改革，还先后制定了《农地法》以及《土地改良法》等一系列促进农地开发与保护农民权利的法案，并结合实际对《农地法》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利于家庭农场发展的土地制度。国外在发展家庭农场时还重视农业人才培养制度。例如德国的农业教育体系师资雄厚，包括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三个层面。美国极其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从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支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举措。 　　（二）微观组织发达，向家庭农场提供多方面社会化服务 　　无论是美国和西欧，还是日、韩、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其农业发展都依赖于符合国情区情的高效率农业组织（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2014）。在美国，家庭农场发展依赖于专业化的合作社，在欧洲，则有合作社联社，日韩是半官方的农协组织发挥作用。 　　美国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农场合作社体系。这种合作社体系可分为供销、服务和生产性合作社三类（蓝益江，1999）。德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合作社联盟、农民联合会、农业联合会和农业协会四部分构成，四大民间组织分工协作、相互支持，为农民在生产、销售、生活、教育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马凯、赵海，2015）；日本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依赖的是农协和各种专业生产组合等中介管理组织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在产前、产后支持改善了个体农户的经营环境，从物质技术上克服小农的局限性，使得家庭农场契合市场经济要求，降低了农业自身蕴含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沈琼，2014）。韩国农协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其主要职能可归纳为流通与供应、教育与支持、银行业与信用、充当代言人四个方面（许欣欣，2010）。 　　（三）政策倾斜、法律保障，对家庭农场进行全方位扶持 　　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农业政策的支持与相关法律的保障。美国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涉及直接补贴和各种间接补贴，为各种类型的家庭农场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收入保障；此外，美国还颁布了《农场信贷法》等多部法律，为家庭农场提供税收优惠的便利条件。德国的基本法明确规定“促进合作制”、“支持合作自助”，从信贷、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家庭农场相当力度的支持（马凯、赵海，2015）。法国则设立了权威而专门的政府机构，以庞大的政府财政专项预算和信贷计划为后盾，出台了包括农地政策、人口政策、信贷政策、价格政策等一系列完整、协调和有效的政策体系，直接介入地产市场，组织劳动力转移和耕地流转与经营集中，有效地支持了中等规模农场的发展（郎秀云，2013）。日本对家庭农场给予资金方面的援助，不仅提供无息贷款，还对符合要求的家庭农场进行补贴。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特点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农场在我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家庭农场明确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形式，并要求通过新增农业补贴倾斜、鼓励和支持土地流入、加大奖励和培训力度等措施，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相关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30个省份共有家庭农场87.7万个。其中，上海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