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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立法思考 　　摘要:《刑法修正案(七)》降低了绑架罪的起刑点,但存在减轻处罚情节设置过于粗糙的问题,未对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明文加以规定。立法规定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可以为法官更加合理地解决劫持者的刑事责任问题提供法条基础;为警方解决人质危机提供法律依据,有助于促进人质危机的和平解决,从而提高反劫持人质犯罪的效率。我国劫持人质犯罪的立法上也应增设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的特别减轻条款。 　　关键词:劫持人质;谈判;减轻处罚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30―03 　　 　　劫持人质犯罪一旦发生,不仅危及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会在社会上造成难以消除的恐怖气氛,对公民安全感和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极大地破坏了社会治安稳定。当前劫持人质犯罪表现出具有公然性、突发性、暴力性、残忍性以及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特点,正日益成为我国一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和处置劫持人质犯罪受到了政府、司法机关、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也给我国司法系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刑法对劫持人质犯罪量刑问题的规定及其不足 　　刑法对量刑问题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判处。犯罪情节可以分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量刑情节是司法机关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的,据以决定量刑轻重或者免除刑罚的各种情况。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除犯罪事实情况外,行为人犯罪后的情况亦被视为量刑情节,如投案自首、立功等。《刑法修正案(七)》在继续保持对劫持人质犯罪严惩的同时,规定了“情节较轻”的轻缓幅度,这对打击和预防劫持人质犯罪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从立法语言上来看,这种“情节”一词以蔽之的情形经常出现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如加重构成就使用“情节严重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节特别恶劣的”,减轻情节即为“情节较轻的”,这样的罪状描述对于罪质的确认往往是形同虚设 [1] 。由于刑法对“情节较轻”的规定过于粗造,那么如何认定《刑法修正案(七)》绑架罪“情节较轻”?笔者认为,认定“情节较轻”应从情节在整个犯罪中所处的地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诸多因素综合评价。由于劫持人质犯罪的具体犯罪手段、犯罪的时空及环境条件、犯罪对象、造成的危害后果、犯罪动机、犯罪后的态度不同,有的即便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或经谈判释放人质,也不宜评价为“情节较轻”,如劫持行为使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这是因为行为人虽然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其人身危险性降低或消除,但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巨大。可见,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并不必然是“情节较轻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对劫持人质犯罪事件处置主要是通过人质谈判和武力处置进行。谈判是说服对方并达成协议。与劫持者谈判,警方是基于解救人质的需要,对劫持者来说,是基于实现非法意图的需要。正是彼此双方都有基于对方让步为交易平台的共同内容,所以存在着谈判的基础[2]。和平解决人质危机的谈判,劫持者心理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法律的威慑,劫持者最关心的是他的人身安全和对他的法律处罚,一般都会提出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然而,在我国警方自己不能直接给予某种从轻处理,只能根据谈判达成协议向有权处理机关提出建议。我国《刑法》第239条仅规定了“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有特别减轻条款的规定,不利于鼓励及时悔过。而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并不必然是“情节较轻的”行为,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只能被视为量刑的“酌定情节”。由于立法中没有规定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的特别条款,劫持者的犯罪态度如何,在劫持人质犯罪事件处理包括量刑上未能充分重视和体现。这样对司法实践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对劫持人质犯罪事件处理是非常不利的。笔者认为,根据长期的司法实践同时结合我国刑事法律制度设置,在《刑法修正案(七)》中没有规定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的特别减轻处罚条款,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失误。这个失误或许在刑法规范和结构分析时不甚明显,但对反劫持人质犯罪的司法实践却会影响非浅。 　　二、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的意义和法理根据 　　正确对待和处理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行为,是劫持人质犯罪事件处置实践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行为具有中止性,是中止行为。由于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行为是劫持者劫持人质已经成功并且已向第三方提出条件的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行为不成立犯罪中止。在劫持人质犯罪中,劫持者劫持人质一旦与警方形成对峙,人质已处在被警方严密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