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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语文教育几点辩证思考 　　千百年来，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当前这个“压缩式现代化”的信息社会里，无论如何高瞻远瞩，无论怎样快马加鞭，我们终不能逾越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无法撼动的教育传统，既然我们无法摆脱，又不能原样维持，我们只有冷静地回归原点，去找寻经典。 　　现在的语文教育已经成为众多学科教育中最受人关注也最遭指责和抨击的对象，而被鞭挞得体无完肤的自然是“曾禁锢学生个性发展，无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传统语文教育。在无论是教育专家还是业内人士均游离于语文教改切实可行的方案之时，传统语文教育无可争辩亦无可推诿地成为了“替罪羊”。其实，既然在古代的语文教育中能够诞生出犹如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样的人物，那么，“掸尽历史封尘，他的血液之中就必定潜藏着我们民族的精魂”①，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理性的目光去审视古代语文教育，以从糟粕中去汲取教训，在精华中来审度借鉴。 　　 　　一、古代语文教育注重了人文精神的培育，却偏重伦理教化 　　 　　“人文”最早现于《易经》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可见，“人文”一词从在我国诞生之日起，就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随着时代的演变，“人文”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儒家的重群体、轻个体，重仁义、轻性情，重守成、轻创造的道德理想和道家的“超功利、超认知”的思想都属人文之列。古代的语文教育对这种“人文精神”的宣扬从启蒙教育伊始贯穿于整个语文教育的过程。 　　儿童集中识字阶段的《三字经》就以我们业已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为开端，劝勉儿童积极向善。而后又引用许多名人奋发勤学的故事来勉励儿童努力学习。“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显示出他们的读书做官，以报效国家，荣耀父母的美好愿望。在语文教学中自始至终都宣扬道德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成为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舍身取义，安贫乐道”都是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标准。除此之外，还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厚重的历史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道德观念的宣扬有些是值得肯定和继承的。但是由于这些思想限定在统治阶级伦理政治的范畴之内，所以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的全方位、多侧面地表现生活的自由的权利。对个体独立自主人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教思想和“和为贵”的中庸思想，使诸多仁人志士在面临重大选择时，做出了让人感慨不已的抉择。而我们的现代文明始终都缺少个体作为行为主体的完全的自主、自决、独立以及完全纯正的人格。 　　对于该摒弃的，我们已经完全摒弃了，而对于该坚持的，我们却没有坚持下来。现在的语文教育讲究教授的技术，注重教学技巧，无论是学习的结果还是过程都有了严格的量化标准，也就是更加讲究科学化了。但诸如精神的升华，道德的提升，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对正义和真理坚持的勇气却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也难以量化。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儿童所缺少的，当我们愕然于我们培养的儿童出现了“五无主义”（无气力，无关心，无责任，无感动，无教养）②特征的时候，我们不该在古代语文教育中奋力搜索以求最佳答案吗？“尽管传统语文教育与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纠缠在一起，缺乏明确的学科意识，忽视了语言文字及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教育价值及发展性价值，但是传统语文教育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于人文价值的追求，它所具有的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是我们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和思想动力。”③ 　　 　　二、教育者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却被无限神圣化了 　　 　　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教师”一直以来都用“神圣”一词加以修饰，“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念在一代一代学生之间传承着。教师作为权威和权力的象征，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其语言被视为宗旨，不可怀疑，不能更改，教师可以主宰学生的一切。“天、地、君、亲、师”的传统的伦理观念更加巩固着教师的崇高地位并使教师这一职业日益神圣化。“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高度概括了古代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传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利用教师这一媒介对人们进行精神奴役，政治化倾向非常明显，“授业”说明教师是知识的载体，承担着传授的任务，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主导者。“解惑”顾名思义，“解答学生的困惑”，更加突出了教师的权威性，教师作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知识权威而存在。古代对教师地位的界定，很难不引发我们的现代思考。 　　教师无疑是值得尊重也应该受到尊重的，“尊敬师长”应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在当今日益高举“学生主体性”和“师生平等”的旗帜下，我们越发觉得这种“尊敬”显得弥足珍贵。北京某技术学校发生的在课堂上公然侮辱年迈教师的案例，也是某技术学校的一位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