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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高校扩大招收农村学子计划若干理性思考 　　摘 要：日前，随着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通知的发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先后纷纷公布了各自针对农村考生的招生专项计划，这已经是自2012年该计划正式实施以来的第三次推进。与往年相比，此次优惠政策之多，下降分数幅度之大，迅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比如北大的筑梦计划涵盖了 27 个专业，清华的自强计划降分录取的分值为 30 至 60 分。有学者认为聊胜于无，这些举措，顺应了老百性对教育公平的呼唤与渴求，也为农村学子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当然有人叫好的同时也有人在质疑，比如该计划到底能起到多大的功效？是否会流于形式？对数目庞大的农村学子而言是否只是杯水车薪？ 　　关键词：多元正义公平观 教育公平 最后一公里 　　教育部自2012年起开始正式实施农村学子专项招生计划以来，招生规模整体呈扩大趋势，政策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可以说将高等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及教学资源薄弱的地区倾斜，已是各级政府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在为之感到欣喜和倍受鼓舞的同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理性思考。 　　一、教育部近年来为何有此举措 　　（一）近年来教育帮助贫寒子弟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能力弱化，学校教育价值信任危机凸显。 　　毋庸置疑，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促进个体升迁性的社会流动，良好的教育经历对个体的职业发展和命运的转变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很多学者都通过研究论证了一这点。早在1927年，美国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索罗金在其著作（社会流动）一书中就曾指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人们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在成人时获得的社会地位就越高。”[1]无独有偶，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其对美国社会流动的可称为里程碑的研究中发现，儿子的地位能否高于父亲的地位，最重要的因素是儿子受过多少教育[2]。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普遍认同学历与收入往往成正相关的这个观点。纵观我国教育实际，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来也确实让无数贫寒学子通过高考这个途径切切实实的改变了命运。有学者认为，1978年至1999年是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最紧密的时期[3]。因为十年文革造成的国家人才断层，大学生一毕业基本上都能分配上一份不错的工作，成了那个年代老百姓眼中艳羡的“吃公家粮的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是那个岁月里流行的口号，也切实演变成让人认同与信服的教育信条。然而时至今日，却出现了以下令人不解与困惑的地方： 　　第一、在我国高校不断扩招的同时，贫寒农村子弟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却总体呈递减趋势。 　　2015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代表们就农村教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话题既现实又显沉重。其中中国石油大学王尚旭的一句“农村孩子的进城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引起现场多名委员的大讨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表示：“城市的孩子有多个选择，遇上了时下最好的创业环境。他们可以从零开始，一下子就能开拓新的领域，甚至走到国际科技的前列。站在风口，猪都能吹起来。然而农村的孩子，甚至找不到一个风口，很难被吹起来。我曾经还对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毕业生做了回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几乎99%的孩子都表示，如果让他们再做选择，还会去这所学校，他们对学校根本没有“怨恨”。因为高考对于他们而言仍然是从农村环境中彻底脱离出来进入城市生活的唯一途径。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说到底还是好的教育资源不够。”其实早在2009年，新华社播发的一篇以我国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署名的文章就谈到“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了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4]。”对此，有学者专门展开调查后证实了温家宝的结论：以清华大学为例，1999年高考扩招以后，1998-2000年录取的新生中，农村学生录取的比例分别为：20.8%、19.1%、17.6%[5]。由此观之，根据以上事例与数据展开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999年高考扩招之后，农村学生考上大学的比例从绝对意义来上讲应当是有所增加的，但从相对意义上来看，农村大学生在总体录取生源中所占的比例却呈逐年稳定下降的趋势[6]，这一现象理应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二、单一的教育公平配置正义观是否合理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同一样的太阳照耀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公平与正义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永恒目标。正如某学者所言：“教育公平应该像阳光一样，既照亮城市孩子的未来，也让曾经穿草鞋的，将来有机会穿上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