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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本体论反思 　　摘要：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不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语言就是意义本身。作为意义本身的语言指的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而不是字典辞书中的语言。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教学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理论观点，广大的对外汉语教师也有必要自觉站在语言本体论的视角去总结反思自己的教学经验。 　　关键词：语言本体论;对外汉语教学;多重文化角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0-0181-03 　　 1.伴随着所谓的“语言转向”，20世纪以来诸多人文学科的探讨中，语言本体论（本体论的语言观）构成了一种基础性的研究视野。笔者以为，这样一种重要的理论观点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有着鲜明生动的展示，而广大对外汉语教师也有必要在语言本体论的视野中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 　　语言本体论是相对于语言工具论而言的。语言工具论的观点是：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于是相对而言的语言本体论就认为：语言不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语言就是意义本身。美国学者杰姆逊这样总结：“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1]结构主义者的“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显然是一个偏激的表达，它真正想说的依然是“语言不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语言就是意义本身”，例如说，“我”并非在用语言这个工具来表达“我”的想法或者表达“我自己”，在更深的意义上，“我”说什么和怎么说本身就是“我自己”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个独立的“我自己”。这里需要追问的是，作为意义本身的语言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有不同回答，结构主义者认为其本质上是语言内部的“结构”，而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的使用”[2]。换句话说，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作为意义本身的语言指的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而不是字典辞书中的语言。维氏观点看似平常，但这样的看法能把我们带向对语言、对意义的更真切的认知。实际使用的语言绝不仅仅是字、词、句本身，实际使用的语言总是表现为一种人类独有的活动，并且人类独有的这种语言活动总是和他的其他各种活动交织在一起，维氏称之为“语言游戏”：“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显然，这个“语言游戏”指向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于是维氏又说，“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2] 　　2.维氏的“生活形式”，换成我们对外汉语教师更熟悉的表达，就是“文化”一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课堂上谈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等，很少抽象地去谈论某种精神，几乎都是很具体地去谈论中国人如何去说、如何去做，谈的都是具体实际的“文化生活”。每一个汉语教师都知道，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常常会由较狭义的语言教学变成了文化教学。对此我们习以为常，但维氏理论告诉我们，狭义的语言教学变成语言―文化教学是一种必然。因为，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的使用，而使用总是在“语言游戏”中的使用，也即在文化生活中的使用。要想学会语言，只有参与到“语言游戏”――文化生活中去。 　　例如讲到“礼尚往来”、“有来无往非礼也”、“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等成语、典故时，它们的意义绝对不是教材的注释或者词典的解释就可以完成了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外国留学生对我们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传统能认识多广多深，他对以上成语典故的理解就能达到多广多深;再例如讲到“不惑之年”一词时，它的丰沛的含义也远远超出中国人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称呼的简单定义，因为，这个“不惑之年”的背后是孔子人生六境的表达――“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再进一步，我们甚至由此可以讲到中国传统的士君子的人生修养。换句话说，“不惑之年”这个语言表达背后，站立的是孔子及其后来士大夫们特定的生活形式。套用维氏表达就可以说：想象“不惑之年”这种语言表达，就是想象传统中国人某种特定的生活形式，如要充分地理解这个表达，就要充分地理解这种生活形式。由此我们也可以体悟：在工具论意义上类似“语言负载着文化”这样一种常见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在更深的意义上，也就是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看，应该说语言就是文化，语言是文化的结晶，文化是语言的灵魂，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 　　也许有人觉得以上说法有点绝对，那么我们退一步至少可以说，不是全部但大量特定的汉语言字、词、句意义的展开，其实就是汉语言文化本身，就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生活形式本身。同样的，有着不同母语的不同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