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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教育误区及其辨析 　　摘 要：当前中国廉政教育实效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教育的主体、过程和功能方面存在六大误区。以教育主体为标准，可以把廉政教育分为在位者教育和在校者教育，两者不可混淆边界，更不能本末倒置。在廉政教育的过程中，忽视实践理性与认识理性的区别导致认知偏差，片面追求实效而拒绝崇高导致犬儒主义盛行。在评价廉政教育的功能时，由于泛政治化和教育万能论的作用，在不断扩展和无限拔高廉政教育的过程中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关键词：边界模糊；本末倒置；认知偏差；犬儒主义；泛政治化；教育万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1-0079-06 　　廉政不易，教育很难，廉政教育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实情。廉政的道理大多数人都会说，教育这件事似乎也人人会做，但是，今天中国的廉政情况，以及教育现状，都不令人满意，这也是事实。廉政教育出问题了。究其原因，从“教育”的角度思考，可以从主体、过程和功能三个角度，发现导致廉政教育实效低迷的六大误区：边界模糊、本末倒置、认知偏差、犬儒主义、泛政治化、教育万能。 　　一、教育主体的误区：边界模糊、本末倒置 　　谈廉政教育，首先要明确的是“谁教育谁”。换句话说，“谁是教育者（教育主体），谁是受教育者（教育客体）”。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却存在着两种模糊认识：其一是模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廉政教育的边界，导致无的放矢；其二是在“谁教育谁”“谁最该受教育”这类问题上本末倒置，避重就轻，规避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边界模糊：两种廉政教育 　　一般而言，廉政教育的客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职人员（含党员干部），另一类是青少年学生。对应于这两类不同的客体，可以找到不同的教育主体。例如，就公职人员而言，教育他们的可以是更高一级的“领导”，也可以是社会大众（包括网络传媒）――后者是就广义上的“教育”而言，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在今天中国社会日见其功效。例如，人称“表哥”的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的“戴名表事件”在网上曝光之后，纪委从中受到教育，并进而开展教育，组织纪检干部学习关于艺术品和奢侈品的知识；而就青少年学生而言，教育他们的可以是教师、家长、学校领导、政府部门领导，同样也可包括社会大众。所以，依照教育客体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廉政教育分为“在位者教育”和“在校者教育”两类。 　　客观地说，不管是在位者教育还是在校者教育，中国向来都是重视的，并没有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区别只是对于前者，专门性的廉政教育讲得更多一些；对于后者，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还没有进入廉政考验的“第一线”，充其量只是“预备军”），廉政教育往往是放在思想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中进行的。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在位者教育和在校者教育都是廉政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已毫无疑问。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从理论上而言，在位者教育与在校者教育作为两类不同的廉政教育，彼此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就现实意义上看，它们容易纠扯在一起，模糊了两者的边界。例如，有论者认为，廉政教育的客体与主体具有同一性，它是指以领导干部（即公职人员――引者注）为教育重点的全党全国，甚至包括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等各个领域的全体社会公民[1]。这里的“教育”是从广义上而言，泛指一方对另一方施加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客体与主体之间同一性的获得，并非如作者所言是来源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社会公民利益的一致性”，而是来自于教育的属性和权力的特性。这里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普适性的问题。 　　具体而言，即使肯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社会公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天然存在的，但在面对具体的廉政教育问题时，不同领域、不同对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内容和方法等）的差别也是客观存在的。用官方话语表述，“全体社会公民利益的一致性”也不能否认“人民内部矛盾”的现实性，而这种矛盾反应在教育领域就涉及到“谁教育谁”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是在所谓“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广义的教育而言，“人民”对“公仆”的廉政教育，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看，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在香港和澳门，举报违反教育法律的行为时所有公民的权力，廉政公署必须彻查每一起举报案件。就是在这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腐败无所遁形。香港现今每年超过70%的社会公众实名举报身边的贪腐事件，为廉政公署顺利开展调查工作，保证香港的廉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用“姓资姓社”之类的问题模糊两类不同主体廉政教育的边界，不利于问题的澄清。 　　（二）本末倒置：谁教育谁？ 　　最近这些年来腐败大军“前仆后继”，“越反越腐”现象日趋加剧，面对这一症状有的研究者开出药方：加强青少年学生的廉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