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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服务业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 　　一、 引言 　　近年来，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重点领域，2013年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占全国FDI总量比首次超过50%。广州市作为我国经济开放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交通运输设备、精细化工等制造业的利用外资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前列。同时，广州市服务业产业规模持续增加，“十一五”时期，广州市服务业增加值从3 5118亿元增长到6 5575亿元，年均增长144%。2010年，服务业就业人数为3977万人，占全市从业人数的504%，行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5%。随着《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提出，广州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行业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出以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和以电子商务、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等为代表的服务业新业态。与之相呼应的是， 2013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3146亿美元，同比增长1122%，高于全市实际使用外资增幅622个百分点;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达到6549%，创历史新高。其中，融资租赁的金融业利用外资规模增长最为显著，全年实际使用外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6124%，占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为1874%。虽然广州市正从战略高度提升服务业在广州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但相对于广州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超过60%的现状，广州市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还有待提升，与上海、深圳等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 　　学界对制造业FDI的投资决定因素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服务业无论是在生产方式、产业特征还是政策准入方面都和制造业有较大的差异，有必要对服务业FDI的决定因素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在回顾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广州市近5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细分数据对服务业FDI的决定因素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Dunning（1973）[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目前最为全面和广泛接受的FDI决定理论。虽然早期的FDI决定理论是基于对制造业FDI的研究分析上得出的，但是邓宁（1989）[2]在《跨国公司与服务业的增长：一些概念与理论的阐述》中指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本框架仍然适用于服务业，并对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服务业中的体现作了进一步的解释。Rugman（1981）[3]也对内部化理论的适用性做了证明，在服务业中，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表现为以适宜的价格稳定地获得中间产品及客源，并逐步将海外机构纳入其系统赢利链中。但由于服务业产品终局性的直接消费以及其不可运输的特点，导致内部化优势对于服务业产品并不十分适用。Ramasamy和Yeung（ 2010）[4]利用OECD 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比分析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得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率及服务业开放度等区位因素高度正相关;另外，市场规模被认为是制造业FDI 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但对于服务业FDI的影响则存在争议。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5期赖伟娟 等：广州市服务业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事实上，对于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其决定因素亦有所不同。Raff 和von der Ruhr（ 2007）[5]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在拥有较大消费者群体的地方进行投资，因为服务业的投资需要大量的初始投入，但边际成本较低，所以规模经济在服务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的市场容量通常是服务型企业看重的优势，因为企业能从中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国内的实证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陈艳莹和王周玉（2011）[6]通过对4个典型性生产性服务业行业FDI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潜力与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信息服务业FDI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潜力对研发服务业没有显著影响。服务业跨国企业对市场规模的追求产生了服务业跟随制造业的“聚集”。张宇馨（2011）[7]的研究表明物流业和银行业外资都表现出为外资制造企业提供服务的客户追随性。Mayer，Mejean和Nefussi（2010）[8]通过对法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的研究认为，FDI集聚效应引致跨国公司更乐意进入同行业FDI已经进入的地区进行投资。王晶晶和黄繁华（2013）[9]认为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双重聚集，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这种聚集是促进FDI吸收的重要因素。何骏（2012）[10]也认为FDI集聚效应成为东道国吸引服务业FDI主要原因。 　　相对于制造业，大部分国家对服务业投资的准入都比较谨慎，因为部分服务行业与一国境内经济社会活动管理相关，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