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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思路下清末文字改革运动 　　[摘要]鸦片战争后，闯入中国的近代科学在“用”的层面上映衬出中国文字的落后及不适应。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在工具化、工具效率成为文化运动的最大追求，科学技术登上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有识之士按照工具理性的思路开展了文字改革运动。改革者认为，不适于“用”的汉字是中国贫弱落后的罪魁祸首，因此文字的工具价值，即至易、至简、至捷是其文字改革――创制切音字活动的追求目标，而汉字固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则遭到冷落并被边缘化。这又成为一股文化趋势，这股趋势在客观上直接导向“欧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废除汉文”主张。面对这一民族文化危机，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以捍卫民族文化和人文价值的立场，驳斥了文字问题上民族虚无主义的谬论。这一过程说明，片面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可取的。在近代中国，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始终难以实现。 　　[关键词]汉字；切音字；工具理性；人文主义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文化领域开展了文字改革运动。虽然这个运动一直受到后世学界的关注，但论者大多只是从语言文字的本身去探讨这个运动的是与非。笔者认为，语言文字绝不仅仅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工具、符号，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达的根系深扎于所生长的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中，它的每一根根须都与我们民族文化的筋脉相联系；正因为如此，文字改革运动所触动的绝不只是文字范围，它与近代中国诸多复杂的社会、文化等问题存在着必然的互动联系。后世的研究者不仅应当从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高度、广度去考察当年的文字改革运动，也可以透过当年的文字改革运动去关注近代中国的许多社会和文化问题。例如，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在当年的文字改革运动过程中，已显露出一些端倪。 　　 　　一 　　 　　中国文字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虽然其间王朝频繁更替，国家和民族屡经磨难，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屡遭挫折，但它依然代代相传，盛行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文字和其他文字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表音符号，也不是单纯的传达信息的工具，几乎每一个字符都蕴涵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内容，它已与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二是汉字和它所产生的社会是相适应的――峨冠博带的文字与田园诗般的小农社会、等级分明的王朝政治已融为一体。因此，汉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以至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汉字是圣人仓颉所造，是“圣物”，“一点一画无非天经地义”，绝对不能亵渎，也万万不可改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威力凶猛的步枪、大炮，飞速行驶的火车、轮船先后闯入中国，它们所代表的近代科学第一次映衬出中国文字的落后。以工具理性的立场看这两者的差距，就好像是在飞速开进的火车后面，跟着一支慢腾腾行进的八抬大轿、四抬大轿的队伍。这一顶顶轿子尽管很华美，但从“用”的层面上说，它与蒸汽机时代毕竟是不相适应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字与近代社会不适应的矛盾，在近代前期并未明显表现出来；直至19世纪末即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文字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一，经历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西学(即以蒸汽机时代的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在中国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其优越性(主要是对富强中国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戊戌时期所谓的“人人谈西学”之说，就是那个时代形成的全社会追求科学技术的文化氛围的写照；其二，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孙中山所倡扬的“振兴中华”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更深入、加速度地学习西方并实行变法，在“中等社会”以上几乎成为众口一词，所有文化革新活动都必然地被置于救亡图存的政治视野之下。 　　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化及思想领域也发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自洋务运动以来，西学――近代科学在国家富强的工具价值标准下不断升值，甲午战争以后更是直线上升。这就是后来胡适所说的，自清末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即科学被视为中国各领域改革活动的权威性标准，语言文字也不例外。与此相对，几乎所有的民族固有文化都遭到日益扩大的反省、问责、批判，并不断地被贬低，甚至妖魔化。 　　第二，自严复将进化论从生物学领域引申到社会领域并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后，进化(进步)几乎成为绝对的价值，改革、进步成为所有领域的必然，古老的汉字也不例外。 　　第三，晚清“经世致用”―“中体西用”思潮以来，文化上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在中国大为盛行，“用”――工具价值成为中国人观察和思考政治、文化等问题的固定化视角。 　　第四，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西学的启发下，近代文化运动已深入到关注“民”和“智”的阶段，即启蒙主义阶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