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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思考 　　摘 要：设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诉讼公正。刑事诉讼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各项诉讼制度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量拉近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同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这也正是证据开示制度的设计者们的内心动因。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一向以求真求实传统著称的国度里，在引进对抗制审判方式的同时，更没有理由拒绝接受证据开示制度。 　　关键词：证据开示；现状；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DF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03 　　 　　一、证据开示制度概述 　　证据开示（discovery或disclosure）是一个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在我国刑事理论界又被译为证据展示、证据先悉、证据发现、证据透露、证据披露、证据告知或证据公开等。根据证据开示的设置所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采用证据开示这一提法。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证据开示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disclosure of evidence）是指掌握证据材料的控辩双方在法院庭审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命令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本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让对方先予知悉的制度，即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作为一种搜集证据的方法，是审判前在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 　　证据开示制度产生于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中，在对抗式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平等对抗，主导着证据的调查及事实的形成过程，法官则消极居中裁判。为维护这种审判程序的公平进行，英美法系等国的法律规定了起诉书一本主义，即检察院在提起刑事公诉只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而不得向法院移送卷宗及证据材料，同时控辩双方也不得向法院递送证据材料。但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又带来这样的问题，即辩护方无从获得控诉方所掌握的案件材料，控诉方也不了解辩护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这样在庭审中双方很可能进行“证据突袭”。因为彼此对对方的证据都无法作出充分有效的防御，容易导致双方不能进行公平有效的对抗甚至诉讼拖延，进而影响对抗式庭审功能的正常发挥。正是由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蕴含了刑事诉讼对公正、效率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在保障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程序功能，所以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国家，以成文法、法院规则或者判例法的形式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防止证据突袭，进而保证对抗式庭审功能的正常发挥。 　　我国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尚未对证据开示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由于理论准备不够充分，立法技术上的不够成熟，没能及时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定和完善，导致我国的审判程序与起诉程序在相应的制度设置上不能衔接紧密，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在庭审过程中互相实施“证据突袭”等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随着我国刑事庭审方式由法官主导的审问式向控辩双方主导的对抗式的转变，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二、刑事证据开示在我国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事证据开示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本、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19条也规定了审查起诉中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并对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范围作了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0条再次重申“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提供方便，并保证必要的时间。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也规定了“辩护律师有权依法对有关知情人进行调查取证，必要时还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法院向检察院调取该材料，并可以到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