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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包工头―农民工关系形态和行动策略 　　〔摘要〕 建筑业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存在“家长式庇护”关系。家长式庇护是一种基于先赋社会因素的庇护模式，其中具有情感维度和责任维度。这种庇护行为形塑了建筑工地中劳动控制与反抗的策略。在提供庇护的同时，包工头诉诸隐形的共识性契约，来获得对工人的控制、管理的合法性，而农民工依附于包工头的状态下争夺利益、反抗剥夺时则依赖乡土文化特质的人情法则与原始关系网络。包工头对农民工的庇护是一种维持工地劳动力数量的有效手段，而农民工对包工头的依附，则主要是基于生存理性的考量。 　　〔关键词〕 家长式庇护；依附；包工头；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115-06 　　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建筑业农民工人数为5800多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21.1%。相比“工厂政体”，建筑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生产过程难以被标准化和流水线化，建筑业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图景呈现多方面差异性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建筑工地被隔离出来的物理空间形态、难以付诸流水线形式的生产作业及标准化的管理流程，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复杂的包工头-?r民工之间的关系形态和互动博弈过程。 　　一、包工制、关系与建筑业劳动控制 　　建筑工地中普遍采用“劳务分包制”。作为劳动力的实际组织方式，劳务分包制，或简称包工制，在建筑业生产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包工头和农民工，是包工制中实际劳动环节的两个主体：不管劳务经过几层转包和分包，最终都需要由包工头负责具体生产的组织管理与工资发放，而农民工则是劳动力的实际提供者。 　　“包工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2005年建设部曾发文要求用三年时间取消包工头的称呼，代之以“劳务带头人”。在田野实际调查中，农民工往往称呼包工头为“老板”，如果实际劳务分包中有一层以上的分包，则会用大老板和小老板分别称呼之。包工头在工地政治中是斗争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农民工与资本方的中介和资本施加控制的代理人，是实际劳动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我们的问题是，包工队是如何实现内部管理和控制的？基于劳动过程的研究指出，先赋社会关系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沈原、周潇通过考察建筑工地的权力运作机制，发现农民工把先赋的社会关系带入到工地的生产中来，将其作为一种权力的可利用资源，形成独特的权力形态，关系在其中起到了生产忠诚、约束不满的作用。沈原将这种不同于工厂霸权体制的特殊权力形态称为“关系霸权”。〔1〕蔡禾等则通过桥头工人中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考察，认为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方面在包工头和核心工人中的效用是不同的，前者降低了风险，但核心工人的风险则增加了。进一步的，是雇佣权力和人情法则共同建构出沈原所称的“关系霸权”。〔2〕潘毅等通过自己在建筑工地上的观察论述认为，关系在建筑工地中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与其说是构造出了‘关系霸权’，不如说是维持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3〕 　　潘毅、卢晖临等认为，包工制本身，以及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先赋的社会关系遮蔽了真实的劳资关系，消解了抗争行动：“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普遍存在的老乡、朋友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乡缘关系被资本所利用，通过包工头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层层分包的用工制度，不但遮蔽了劳动关系，还将整个工人队伍化整为零，分化瓦解，从而削弱了工人抗争的力量。”〔4〕他们认为包工制和先赋关系是阶级语境中控制、剥削的主要手段。但在劳动过程和阶级抗争视角下的解读也会遭遇不同意见。郭宇宽从合约、利益相关者视角对包工制做了考察，并与潘文进行了有益的商榷。他认为，包工制实际上是在现有法规、政策约束下，建筑行业和包工队的理性的合约选择和组织形式，是“具有现代性的一种表现”。〔5〕因此，基于关系的行动只是理性行动的一种。 　　此外，亦有学者从空间、性别等角度做出解读。如李静君、任焰、潘毅等的研究。〔6〕从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格局角度做出解读，认为“包工制”这种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建筑工地只提供日常劳动力再生产场所，长期劳动力再生产在农村）使得劳动力的弹性支付得以可能，使工人能够忍受在工资拖欠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出卖劳动力。〔7〕因为农民工在包工头的“庇护”下，能够满足日常衣食住行等需求，而他们长期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老家。 　　从已有研究看，关系都是被作为一个“因变量”来分析的，都是不断被消耗的。这突出体现在对“先赋”一词的强调。然而，包工队的维持，尤其是核心工人、技术工人、熟练工的维持，需要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否则，关系被消耗殆尽，包工队又如何维持劳动力规模并且有效组织生产？因此，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是，建筑业包工制下包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