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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当代性与工业经验表达 　　主持人语：在新生代的批评家中，张慧瑜的研究与批评独具一格。他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切入当下文学生产的现场，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来展开和发掘文学的社会面向，并以此求诸于主体的建构。这是一个非常恢弘的研究视野，在当下碎片化的历史语境中，尤其显得重要。对主体的重构和反思，构成了张慧瑜研究和写作的滋生点，他也因此内化了一种泛左翼的理论视角。正是通过这种视角，张慧瑜发现了“新工人”、“新农民工”等很多被主流批评所忽略的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应该被重新激活。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 　　张慧瑜，1980年生于山东郓城县，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出版《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主体呈现》、《历史魅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文化魅影：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等多部专著，在《读书》、《天涯》、《上海文学》、《南方文坛》、《南风窗》、《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发表论文若干。 　　2017年初，由财经作家吴晓波策划、70后诗人秦晓宇导演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正式公映，这部电影拍摄了六位打工诗人，呈现了他们的工作状态和诗歌表达，让这些当下中国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进入公共文化视野。据调查，目前中国有 3.6亿新工人（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老工人） 1，这个庞大的群体成为支撑中国制造加工业和城市低端服务业（如餐厅服务员、保姆、保安等）的主力军。他们尽管人数众多，却在主流文化中处于匿声、匿名的状态，经常以底层、弱势群体等中性的身份出场。与这部纪录片同时推出的是秦晓宇选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的诗集，书中既有顾城、舒婷等朦胧派诗人写的工厂诗歌，也有陈年喜、许立志等打工诗人的诗歌。这使得这部“当代工人诗典”的“当代性”不只是当下的打工诗人，也包括像于坚、梁小斌等有工人经历的诗人。也就是说，这部诗集包括老工人、改制后的国企工人和新工人三个群体 2，分别对应着三种工业经验，专业诗人所呈现的对社会主义工厂的记忆、生活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人所讲述的带有社会主义印痕的工业经验和农民工、打工者的工厂经验。 　　一、 带有“节奏感”的流水线 　　现代社会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但是在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现代性表达中，工业生产、工厂空间却处于暧昧的状态。首先，现代文化关于工业的呈现非常匮乏，广场、咖啡馆、客厅等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公共空间，而现代化大生产的工厂则是看不见的黑洞；其次，以反现代为基调的现代文化对工业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工业生产在现代性中经常被作为负面的经验，如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中所展现的流水线上的工人从事着异化的、单调的生产；再者，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更是一种去工业和把工业污名化的文化，后工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能享受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又能去除掉工业社会的污迹，因为工业生产已经成功转移到第三世界，于是，在城市景观中，废弃的工业变成了历史的遗迹和文化创意中心，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工业被指认为破坏环境的污染源。与这种负面的工业表达不同，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出现了大量对于工业和现代性的正面描述和赞美，出现了一种“工业田园”、“现代化田园”的意向，恰如梁小斌所写的带有“节奏感”的流水线。 　　在《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收录了几位朦胧诗人所写的工业诗歌。他们大多是知青，返城后进入工厂，后来又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工人是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后期的一份人生阅历，他们用诗歌来追忆曾经的工厂生活。80年代，这些诗人成为吹响新时期号角的朦胧诗人，此时，他们作为专业诗人与工人身份已经完全脱离，这种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与工人（体力劳动）的阶级分化也是 80年代新启蒙时代的产物之一。在一般的文学史论述中，很少谈及这些著名诗人的工人身份，工人经验并没有成为诗歌和文学的问题。现在把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与其他工人诗人放在一起，确实有些怪异，不过，也正是借助“工人诗歌”的名义，让我们看到这些当年开风气之先的朦胧诗人与工人、工业的隐秘关系。 　　舒婷在《流水线》（1980年）中写到：“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 /我们从工人的流水线撤下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在我们头顶 /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 /在我们身旁 /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 3。“流水线”不仅不是现代主义叙述以及后来的打工诗歌中所呈现的压抑、重复的异化劳动，而是和时间的流逝、夜晚、星星、小树等有关的意向，很美、也很有诗意，这是一份关于“我们”的故事。随后，诗歌中呈现了“我”对这种流水线生活的感受 ，这种工厂式的集体生活是一种“单调”的、“失去了线条和色彩”的生活，这种“共同的节拍”让“星星”都感觉“疲倦”了，因为“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