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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公办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及其优化路径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正由外延式扩张转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只有通过综合改革在内部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合法、高效的制度化的治理架构，才能孕育出现代化的治理能力，真正走上内涵发展道路。文章重点分析了市属公办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市属公办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优化路径 　　【基金项目】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成果（2017csskkt3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各领域改革的总要求。教育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要自觉围绕这一总目标，落实这一总要求。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基本概念 　　国内对高校治理结构的研究颇为丰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林春明认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决策权、执行权以及监督权在高职院校内部的各项分配[1]。陈根寿、刘涛认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不仅包含正式制度，也包含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组织文化[2]。董仁忠认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是指在办学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基础上，关于高职院校内部的组织结构设置、权力配置以及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权责关系的制度安排[3]。虽然没有统一定论，但国内学者大多认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强调高职院校内部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与调解。 　　二、笔者调研的市属公办高职院校基本情况 　　笔者调研的四所学校是同一省会城市直属的公办高职院校，分别是综合类、信息技术类、商贸类、卫生类高职院校。四所公办高职院校在校生规模达到28000人，每年毕业的高职学生为9000余人，主要对接信息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健康服务业等，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本文主要就这四所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现状进行研究。以上述四所学校为调查对象，通过实地走访、座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四所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的现状进行深入了解。笔者共向四所学校师生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2份。虽然四所学校在历史背景、发展沿革、专业设置等各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但是通过调查也发现了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存在的共性问题。 　　三、市属公办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办学自主权难以落实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有明确规定，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遇到很多障碍，目前依然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高职院校举办权。调查发现，这四所学校，从感性认知层面，仅16%的师生认为自己所在的学校具有较大的自主权，30%的师生认为自己所在的学校拥有的办学自主权程度一般，有54%的师生认为没有办学自主权。 　　（二）决策权力和行政权力界限模糊 　　我国高职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保证学校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但同时也意味着党委书记是高职院校政治领导体制中的“一把手”。《高等教育法》规定，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学校各项工作，是法律框架下的“一把手”。两个“一把手”的存在容易导致多头领导和管理。党委书记承担领导和决策责任，校长承担行政管理和执行决策责任，容易出现党政不分、责权利分离的问题。据笔者调查，四所学校虽然都制定了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议的议事规则，但是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范围不够清晰，权力边界比较模糊，常以党政联席会取代，从而出现有些事务多头管理、有些事务无人管理的不畅局面。 　　（三）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 　　高职院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从校领导到内部各级管理人员都拥有行政级别，高职院校成了按照行政模式运行的准行政机构。各级行政人员按照行政化的思维和方式管理和影响教学、科研和专业建设等。重要事项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行政领导手中，教授、专业带头人、教学骨干的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行政权力大于甚至代替学术权力，严重挫伤了专家、教授和普通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调查，有83%的师生认为所在学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权力过硬过大，学术权力过虚过软”问题；仅有28.6%的师生认为各级学术委员会或有关学术组织在对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监督中很有作用或比较有作用；仅有25%的师生认为教授在对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监督中很有作用或比较有作用。 　　（四）院系二级权责关系没有厘清 　　四所学校实行的都是学校、院系二?管理模式，但由于实行年限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