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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资管理权市场思路 　　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控股银行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占据着国家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能否推进这类企业的改革，提升它们的竞争能力，提高其经营效率，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是深化国企和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改革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现行囱企管理体制的反思 　　 　　我国的国企和国有控股公司其实不是真正的企业。在现行的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管理格局之下，作为政府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仿佛是一个多元化、跨行业的综合类企业，而他们管理的国企和控股公司则像是一个个政府的派出机构，那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名义设立的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甚至经理班子成为了安排政府官员的机构。从本质上讲，我们的国企和国有控股公司还不是企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强调，目前国内公司对股东利益的尊重不够，董事会形式主义的做法比较多，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不足，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比较普遍，董事会如何起作用没有足够的经验，董事会是否船够真正强调和照顾股东利益仍然存在疑问。事实上，如果没有利用市场化的方法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 　　20多年的国企管理体制改革，除了消极退出之外，还没有找到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模式，还没有走出行政性授权的定势。当国企或国有控股公司出现经营困难的时候，大幅度的放权即行政性授权甚至出售企业被政府理解为深化改革；当行业景气带来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的时候，大幅度的收权甚至更换企业领导被当作加强管理，从而使国企进入新一轮的衰退周期。“国企老板”的产生机制以及他们可预期的命运，已经向国企植入了决定其必然衰败的企业基因。 　　各级政府成立的国资委仅仅解决了政府管理国有控股企业的方式，即由多部门管理改为单一部门管理，即使引进公司化治理形式，比如在国有独资企业设立董事会，也无法改变政府管理企业的实质：国资委是对国企实施“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政府机关，国企或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自主权来自于国资部门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的方式属于行政性授权。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行政性授权，使得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行政化和政治化，从而使得企业管理制度显现出政府化和政治化的特点。这类企业只能生存于资源垄断的领域或政府垄断的领域，一旦出现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竞争者，它们就成为巨额不良资产和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从这个角度看，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本出路不仅在于国有银行的企业化改造，而且在于那些占用着60％以上国有银行贷款资源的国企或国有控股公司的真正的企业化改造。) 　　国资委的设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行政性授权方式，相反，由于国企管理权的集中行使以及某些地区国资委高举“管人、管事、管资产”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大旗，收回了国有控股企业的一部分人权、事权和资产处置权。 　　国企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国企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关系，如何做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如果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没有根本性突破，政府仍然通过组织部和国资委来管理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那么，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国资委的设立以及地方国资委对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权的上收，势必导致国有控股企业步入衰退，导致国有控股企业价值进一步贬值，从而导致出售国有控股企业的消极退出策略成为唯一的选择，也使得民营企业和外资购买贬值了的国企股权成为可能。这是一个被动的成本巨大的市场化过程，对于全体国民而言，这样的改革成本是沉重的。回顾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程，在以CDP表现的成就背后，是巨大的经济代价、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求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模式来实现政企分开，成为深化企业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 　　 　　建立管理权市场实行市场化授权 　　 　　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实现政府与国企之间关系的市场化，让公开、透明、竞争的市场化关系替代行政化的关系。政府对国企和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需要突破行政性授权的管理定势，需要寻求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就是把政府与国企和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行政性授权模式”转变为“市场化授权的模式”，即在政府和国企和国有控股公司之间建立一个管理权市场，利用管理权市场把政府和政府的企业分开，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具体做法是，借鉴基金管理公司“好人举手”的设立方式，通过遴选合格的投资者，并由合格的投资者设立各类“合格的产业管理公司”，利用“合格的产业管理公司”之间争夺资产管理业务的竞争，将国有资产和股权，授权或委托给相对优秀的“合格的产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这是一种公开、透明、竞争的市场化的授权，其中，“合格的产业管理公司”是国有资产管理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