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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治理模式对现代家族企业启示 　　摘要:研究家族企业需要关注的两大案例之一就是古代的山西票号（张维迎，2004）。山西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而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该文通过对山西票号兴衰过程中的组织与治理因素的探究，及与现代家族企业的对比分析，得出山西票号的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极为相似，但各有其优点的结论，并对现代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 　　关键词:山西票号；治理模式；家族企业 　　 　　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虽然称之为“票号”，然而其业务不止汇兑，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拥有票号的家庭或家族，也拥有田产和其他生意。山西票号的经营范围虽然遍布于山西内外，但仍以山西为老巢，且多集中于平遥、祁县和太谷。对票号的研究大约开始于1905年，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晋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马寅初先生关于山西商人和票号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和《银行周报》上。经过数十年国内外学者从史学角度对山西票号的研究之后，对山西票号的研究逐渐转向经济学角度，即利用制度经济学等经济理论从更深层次分析山西票号。 　　 　　1.家族企业与家族制度 　　 　　哈佛大学唐纳利教授认为,同一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且这两代衔接的结果使公司的政策和家族的利益与目标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并且要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或几个才能构成家族企业：(1)家族成员在公司的职务影响他在家族中的地位；(2)公司与家族的整体价值合而为一；(3)家族关系为继承经营管理权的关系。综合已有的关于家族企业定义,家族企业是指家族共同拥有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权并能合法地将其所有权在家族内部传承的企业组织形态。 　　王国光从家族企业的发展阶段与组织形态方面把家族企业分为四类形态。第一类形态是企业成员只包括亲属的纯粹意义上的家族企业，以小商店以及制造食品或简单日用器具的小工厂居多，人员几乎来自同一家族。第二类形态是采用人治管理方式的家族企业,由创业者掌管大权，次要管理职位则由其家族成员担当。第三类形态是从人治过渡到法治的家族企业，规章制度成为其重要特点。第四类形态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自己拥有所有权，但经营权交由非家族成员支配。 　　完整的家族制度可以划分为以家规、家法为表现形式的正式制度，及以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伦理道德等为表现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在家族制度这一整体系统内部各项具体的制度安排若能实现有机结合，从不同角度约束成员的行为，实现制度耦合时，家族制度就会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然而，家族制度系统并不总是处于耦合的“稳定”状态，也即存在制度冲突和制度真空，这种非理性情况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家族制度的整体有序性，从而使家族制度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这时新制度就会出现，旧制度就会被调整，从而使得整个系统再次达到耦合。 　　 　　2.两权分离的东伙制度与现代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2.1山西票号两权分离的东伙制度 　　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条件下的代理问题。山西票号通过建立一套既分权又能相互制衡的东伙制度来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的利益的背离，即道德风险。 　　山西票号实行经理负责制，一般是由独家或多家股东聘请总经理(总号老帮)。聘用之前财东要对候选人进行严格的审核。一旦确认可以担当经理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并要由东家与经理出面邀请3至5位中证人书立合同。财东将票号之事全部交副总经理负责，经理拥有总管全号内外事务的权力。只有遇到比较大的事项时，经理才须向财东报告。经理在每年年终要向财东报告各分庄营业情况，每逢账期经理要向财东报告号内盈亏决算情况。总号老帮以下又有分庄老帮、掌柜、和伙计，另外还有帮账、文牍先生、录信员、正跑街等。可见山西票号内部企业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古代这种结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卑长幼来维持的。） 　　2.2现代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治理结构也主要体现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视会、经理层几个不同层次的权利分配来实现。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代表产权的所有者对所属公司拥有最终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监事会是公司的自我监督机构，它对股东大会负责，依法对董事会和经理担任职务时的行为进行监督；经理是公司决策的执行机构，对董事会负责，在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开展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这是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是公司与其组成人员之间的一种合约关系，是指在公司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