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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民营企业预算软约束内涵与外延 　　摘要： 自1980 年科尔奈提出“软预算约束”理论以来, 软预算约束已经被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广泛地应用于传统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的研究当中, 不但应用在国有企业中, 同时这一理论也应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软预算约束的研究中。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并运用对软预算约束的成因进行分析, 归纳出几种软预算约束的主要观点, 同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经济制度；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民营经济作为三分之二的GDP提供者,贡献工业新增产值的70%和新增就业的80%,逐渐承担起过去一直由国有经济所承担的渐进改革重任。在这种情形之下,相应经济制度安排的需求便应运而生。但目前民营经济从国有经济体制中不能获得足够支持的机会,例如国有企业对国有金融体制的金融支持(金融补贴)形成一种刚性依赖,这使得民营经济无法从国有金融体制中寻找到获得金融支持的机会,而只能另辟新径,从民营经济的广泛交易中内生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以及相应的金融市场。由这种中介和市场衍生而来的民营金融制度因其天然地来自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需求,符合渐进改革的当前要求,可以说它也是经济制度变迁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一、预算软约束的定义及内涵 　　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最早由是西方的科尔奈1980年在分析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时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当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或面临破产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而国家或政府常常通过追加投资、减税、提供补贴等方式,以保证其生存下去。以后的经济学文献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预算软约束”。这一理论已被运用到一些试图解释转轨时期或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的尝试之中(Maskin 1999)。 　　科尔奈后来在讨论有关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存在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解释(Kornai,1998a)。 　　1、外生性解释。经济理论所指的外生性是指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某一经济变量在一定的时期中不随模型内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约翰伊韦尔,等,1987)。科尔奈首先提出预算软约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Goldfeld等人则利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等软约束问题,Hillman等人则从政府无法承受企业破产后引起的政治代价来分析,Schaffer从政府对企业作出承诺的可置信性程度论述了软约束的形成,我国学者林毅夫和谭国富则从政府或国家的责任归属的角度解释了这一问题。总之,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是一种外生性变量引起的经济后果。 　　2、内生性解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探讨预算软约束成因问题时,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系统内部,从不同经济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探讨预算软约束发生的机制。Dewatripont-Maskin(1990,1995)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在政治性等非经济因素之外,预算软约束的发生可能与经济因素相关,并把其归因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即对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的投资项目追加投资,其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由于信贷市场中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一方的逆向选择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运用于解释其他与软约束有关系的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成果。 　　3、上述两种解释的缺陷。就外生性解释而言，其难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十几年以后，软预算约束的现象仍旧普通存在，且许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幸免，即使是市场化后的中国企业进行了体制改革，还是存在了大量软预算约束的现象。而内生性解释固然能够解释美、日、欧洲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个别案例，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某些发展中国家软预算约束的情形普遍而且长期存在于许许多多的企业，很难令人信服这些长期、普遍、不断重复出现的软预算约束，起因于对投资项目的信息不充分，出现时间非一致性所致。 　　综上所述，传统的预算软约束理论只局限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认为预算软约束是造成社会主义经济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理论发现，预算软约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或金融机构特有的，这一理论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解释转轨时期和市场经济下企业的行为中去了。根据预算软约束在实践中的表现，本文认为，可以把预算软约束更广泛、更通俗地定义为：当预算的约束力失去其权威性、严肃性时，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 　　二、预算软约束的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本文认为预算软约束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异化与所有制异化的共同作用，而在民主和所有制健全的情况，即使存在表面上的预算软约束，但由此带给企业的利益会以其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