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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Max 韦伯  本文一个民族兴盛，一个民族衰落。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 各民族适应能力的差别，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是长期的遗传（breeding），并且还会因世世代代的际遇不同而产生变化。无论如何，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应该把不同民族的适应能力视为既定。 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想的那样，总是使更高等、或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这一点我们刚刚才看到，人类历史上，劣等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当一个人类社群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现在，就德国而言，由于农业耕作模式转变，以及农业面对深重危机的关系，使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走向胜利。甜菜种植业日益繁盛、谷物种植业日益无利可图，这是同步的发展，而且结局都一样：甜菜种植业兴旺使波兰季节工繁衍，谷物种植业衰落使波兰小自耕农繁衍。 我要强调：我并不打算从上文所提到的种种现象中，发展出有关这些现象的什么理论。一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特征，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目前肯定无法解决，我对于这个问题只好退避三舍。 撇开这个问题后，我想人人都不约而同地首先要问：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请各位原谅，我不会在这里就此问题作出详尽的讨论，而只会集中讨论两点建议。我认为，这两点建议是从维护德国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事实上，这两点建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两点建议分别是： 关闭东部边界 俾斯麦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曾执行过这个政策。但俾斯麦于1890年3月20日辞职后，东部边界再次开放。外国人虽不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但可以用外来劳工的身份进入德国东部。唯一受惠于外来劳工潮的，就是东部大庄园主。但普鲁士统治集团的高层中，有一位产生了“阶级意识”的地主，为维护日耳曼民族利益，要驱逐这些外来劳工（中译按：指俾斯麦）；而另一派则为维护东部大庄园主利益，强烈要求输入外来劳工。这反映出：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阶级的经济利益并非总是扮演关键角色。关闭东部边界政策的失败，是国家权柄落入宵小之手的结果。 由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 这就是说，一方面扩大皇室土地（crown land），一方面协助德国农民拓殖适合耕作的土地，尤其是拓殖适合耕作的皇室土地。 从日耳曼民族利益的角度而言，实行这两点建议，从而消灭那些依靠外来劳工的大庄园，是值得的。反正，不这样做的话，我国东部的庄园土地也会被贫穷落后的斯拉夫民族逐渐蚕食。要阻止斯拉夫民族涌进东部，就必须把东部大量土地收归国有。政府这样做，不仅符合日耳曼民族的利益，同时也可杜绝大庄园主的索取，庄园既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本应由他们承担经营庄园的风险和责任，但他们却总是恃着庄园的重要性，要求政府的保护。我所指的索取，是指较早前的两点建议：由政府垄断谷物的进口[这是坎尼兹（Kanitx）于1894年提出的]，以及由政府每年向东部庄园主提供5亿马克的津贴。 但如前所言，我今天想要讨论的并不是普鲁士农业政策的这一具体问题。相反，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的首先是这一事实：德国人需要从经济上保护自己这样的问题不管怎样都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且我们都认为德国人在德国东部“应当”受到保护，都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从保护德国人这种角度出发来制定。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对此的答复尽在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民族国家。 但是，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出发应该怎么说呢？“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是否应当把这种民族主义价值判断看成偏见，从而应当小心翼翼加以摆脱以便用经济学自身的特定价值尺度来衡量经济的事实，不受任何感情好恶的影响？我们由此不能不问，什么是国民经济政策（Volkswirtschaftspolitik）特有的价值尺度？我愿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Kampf）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德国农民和短工在德国东部并不是被政治上占优势的敌人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赶出自己的土地。相反，他们是在为日常经济生存而与一个劣等民族竞争并在这一无声而惨烈的斗争中变得每况愈下。他们离乡背井，走向黑洞洞的未来。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众所周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经济学工作的唯一可理解的目的就在于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Lustbila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