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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思考 　　摘要：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成本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3―0034―04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的矛盾冲突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其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目前，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已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化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尤为强烈，他们抱定成为市民而进城打工，骨子里就没有回乡务农的打算，能否成为市民，就看是否具备市民化能力。市民化能力是指跨越市民化门槛的经济承担能力，它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换言之，农民工能否市民化，就看其能否获得在城市生活环境下足以安家和维持生计的收入，或其收入能否足以承担市民化过程发生的所有成本，即能否有跨越市民化门槛的能力。市民化门槛包括经济门槛和制度门槛，经济门槛就是市民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包括：（1）就业成本。农民工外出找工作的交通费用、租住房屋、就业中介、办理暂住证、体检等费用。（2）生存成本。农民工维持基本的生活及居住（如租房、购房等）的费用。（3）教育成本。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及随迁子女教育费用。（4）社会保障成本。农民工用于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费用。制度门槛就是市民化的制度成本，指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限制而导致农民工的收入降低或市民化成本增高，从而削弱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或抬高了市民化门槛。 　　农民工市民化门槛即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它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实际费用。一个农民工要转变为城市居民，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广州市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广州农村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显示，不包括买房等成本，一个农民工若要成为广州市民，仅满足最低的消费，一生中就需要承担130万元。数字是否科学暂且不说，但农民工要想成为市民，成本之巨大是不争的事实。表面上看成本来源于城市高昂生活支出，但背后则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与福利待遇背离所带来的体制成本。市民化成本该由谁负担？该由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负担。从“谁受益、谁承担”的经济学角度而言，农民工为城镇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政府特别是城镇政府应为市民化买单的主体。城镇政府为市民化承担的费用，主要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用人单位为市民化承担的费用，包括教育培训、住房补助、劳动安全、社会保障等的支出。由城镇政府和用人单位为市民化承担的成本通常称为社会成本；由农民工个人承担的费用，包括前面所述的就业成本、生存成本、教育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通常称为私人成本。 　　受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由城镇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费用，以制度成本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转嫁给农民工个人负担。由用人单位支付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费用，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拒付，因为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几乎都是非公有制企业，政府不能强制规定企业行为，只能引导，属于软约束。这样，社会成本大部分变相为私人成本，无疑加重了农民工市民化负担，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受市民化能力不足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为市民。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无奈地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回归农村。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走父辈的老路，他们挤压在进退不能的城乡之间，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因此，必须加快市民化进程，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就成为市民化的关键。 　　二、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收入包括两部分，一是工资性收入；二是财产性收入，即土地房产收入。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工资性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受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及自身就业竞争力不强的限制，农民工工资多年来在低位徘徊，仅靠工资性收入积累实现市民化很困难。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产权制度不明晰，农民工的农村土地房产收益很少，客观上没能起到市民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