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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及福利后果研究 　　摘 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不会冲击我国就业？它会带来怎样的福利后果？在当前经济下滑和失业风潮背景下，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福利评估三个角度，对现有研究方法及其演进趋势进行梳理，并就当前背景下的中国化改造提出建议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最低工资标准；就业影响；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4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1―0059―05 　　 　　从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到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我国劳动管制的步伐越来越快，这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有人担心它会搞垮中国经济并引发就业危机（张五常，2008），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常凯，2008）。最近这种争论愈演愈烈，成为时下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然而，截至目前，人们的争论还主要停留在定性判断的层面，尚缺乏系统的研究论证，因此并不能提供科学的答案。本文以劳动管制中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最低工资管制为例，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的回顾总结和方法归纳，试图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 　　最低工资的就业影响一直是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热门研究领域。从1946年Stigler在AER上发表著名的种子文献至今，人们沿着不同脉络开展研究，并从不同视角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近年来，这些文献呈现出三种变化趋势：一是更注重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来解剖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内在机理，以职业搜寻―匹配模型为代表的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微观因素的引入，使得新古典传统的研究范式面临挑战。二是在实证检验上，出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以双重差分分析和面板数据为代表的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带来了研究结论的多元化，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的结论出现危机。三是基于多种视角，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影响的福利后果进行评估，尽管这种评估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但使人们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综合效果有了新的认识。 　　 　　一、从新古典传统到微观修正的理论进展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劳动市场产生影响，因此研究视角是多维度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将视野主要集中在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上，并且相信，在低工资行业的流动性很大，较难聚集起市场势力，所以竞争型假说被人们广泛地接受（Brown，1982）。按照Stigler（1946）所开创的分析范式，在竞争型市场结构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必然通过用工成本的上升而削弱就业。我们姑且把这种忽略微观因素、只承认劳动市场竞争性可能的分析传统称为新古典传统。它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最低工资研究文献中很流行，然而在后来的一些研究文献中，这种分析传统开始不断地遭遇挑战和修正。 　　（一）不完全竞争因素的引入 　　很多学者发现，在某些低工资行业，并不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竞争型市场结构，而是具有垄断特征的。比如katz krueger（1992）利用最低工资的价格效应、Card krueger（1994）利用企业招募中引荐员工的奖励等指标，均发现垄断型劳动市场结构的存在。而最近Cahuc（2006）和Flinn（2006）利用职业搜寻摩擦和匹配专业资本，提供了垄断的另一类证据。Dolado（2000）甚至断言，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型结构只是少数的，多数为垄断型结构。人们对劳动市场垄断型结构特征的重新认识，似乎正在成为主流（Cahuc ,2007）。 　　垄断性因素的引入，使得对最低工资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陷入了左右摇摆的境地。比如一贯坚持新古典观点的Neumark Wascher在引入垄断因素后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是一种非均衡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当它由供给主导区间转入需求主导区间时，作用方向就会逆转（Neumark Wascher, 2002）。 　　（二）最低工资所诱致的效率因素 　　随着效率工资理论的发展，人们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会提高成本，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Manning, 1995）。最近又有人从信号传递的角度发现最低工资有利于减少不对称信息下的甄别成本（Luttmer, 2007）。这些效率收获，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成本上升的影响，并遏制就业下降。 　　效率因素的另一后果就是它对企业内部工资结构的影响。在传统理论看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会使底层劳动力工资得到上涨，而其他工人的工资不变。但最近人们发现，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企业出于种种考虑，也会提高其他工人的工资，这种“水涨船高”的现象被称为溢出效应（Lee, 1999）。这个因素的引入使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底层工人的相对用工成本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中，其就业替代和就业损失也更加不确定。但溢出效应一般不能赶上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