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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改造国民党战犯历史工程中感化教育 　　[摘 要]在新中国历史上，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是一项成果辉煌的伟大历史工程。经过教育感化，许多当年反共反人民的战犯从根本上转变了立场和观点，其中一些人还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总结战犯改造感化教育的成功实践，对现实有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犯；改造；感化教育；历史工程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4-0005-04 　　改造国民党战犯工程的对象包括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职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以及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厅长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在1956年前，这些战犯主要收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劳改所；1956年1月，转移到北京德胜门附近的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1958年10月，战犯管理所开始组织一部分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陆续到公安部绿化基地――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犯都回到功德林，并进行了第一批战犯的特赦；1960年春，全部战犯搬往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的改造过程中，他们的观点和情感都有了很大的转变；1960年11月，进行了第二批战犯的特赦；此后，1961、1963、1964、1966年又先后特赦了四批战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赦中断了近十年，到1975年3月，所有293名战犯被全部特赦。 　　为加强对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战犯管理所采取了多?N方法。例如，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不仅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督促其更多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使他们在看书学习、思索、辩论等多重方式中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此外，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安排他们到京郊参加生产劳动，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让他们亲身感受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感化，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战犯的优待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动情入心”的感化教育在转变战犯立场观点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改造转化中，通过深入思考与分析、学习小组的讨论等，他们动了情、入了心，并最终转变了认识。特赦后，他们大多数人担任政协委员，或者当文史专员，在国家对台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自己也为历史留下了有意义、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从动情入心角度看，改造国民党战犯工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抵触期的情感排斥，二是感触期的情感互动，三是感化期的情感融合。 　　在国民党战犯改造之初，战犯们对改造者在情感态度上处于矛盾与对抗，因此将这一阶段称之为 抵触期。 　　（一）特点。其有多方面特点： 　　一是顽固性。在改造初期，战犯们坚持“君子不事二主”的理念，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愚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有敌意和仇恨，普遍都比较顽固。这种顽固性不仅包含了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顽固信念，也包含了排斥他人对于其信念的不同见解。淮海战役时黄维任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被俘后，他感到很不甘心。被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只一次地扬言：“如果把部队重新拉开再打，说不定谁胜谁负哩！”[1]不服输，不认罪，把成为战犯归结于自己打了败仗，成为俘虏后依旧固执地坚守对蒋介石效忠的信条，这就是国民党战犯被俘之初的普遍心态。 　　二是对抗性。哲学上所谓的对抗，就是不相容、不相适应，严重对抗就是严重的不相适应。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前曾几次想突围，但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不敢妄为，后因受命解救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而兵败。被俘后，对共产党满怀敌意和猜疑。对蒋介石心存顾虑、对被挟至亲的担忧，使得其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初入监狱时他拒绝学习，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遂起自戮之心，期以一人之死解救全家的危难，即以巨石将头击破，不省人事。”[2] 　　三是恐惧性。改造之初，战犯们对于自己的罪行和即将受到的惩罚感到恐惧，对于改造者的关爱与思想教育持拒绝的态度。原国民党战犯曾扩情，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绵阳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将军衔，成为俘虏后，有一天，管理员匆匆跑进来，一个劲儿地喊：“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听了这话，曾扩情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口中喃喃自语。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向犯人道喜，就是告之处死的一种说法。后来当所长说明是因改善待遇而搬迁时，曾扩情才慢慢地从床铺上坐起来，铺上湿漉漉的，他的裤裆全湿了。[3]大多数国民党战犯被俘后，深感身上的血债太多了，等待自己命运的就是一个字“死”。对于改造者的关爱，这些战犯普遍感到怀疑与困惑，自然而然地产生拒绝和排斥改造者的真情关怀和教育转化的态度。但是从内心来说，这个时候，生的希望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来说是非常强烈的，这也是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改造初期心存畏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