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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治理初探 　　【摘 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中的断裂时期，具体表现为旧的组织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新的组织还未建立，“原子化”的个人大量存在于社会中引起我们的关注，同时我国的非组织化问题突出，这无疑给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难度。本文从社会再组织化的角度分析了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国的再组织化提供了良好的工具，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实现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力量和必要途径，以期为我国的社会治理提供可行之道，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关键词】再组织化；社会治理；网络社会；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9-0046-02 　　一、 背景分析 　　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治理难题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需要从转型前后社会组织的变化进行分析。社会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社会及民众，因此要处理好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地域需要政府的“善治”，其中的治理之“道”急需思考。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把转折前后的社会组织对比，可以看出社会治理的最佳路径――社会再组织化。 　　（一）改革开放前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控制社会资源。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为了快速恢复国家建设提出可以适当牺牲农业来支援工业的口号。在政策引导下在农村建立生产大队，城市中有单位，于是生产大队控制农村资源，单位控制城市资源。社会力量薄弱不能和政府对抗，形成“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框架。此时治理模式是“动员式治理”，即社会组织动员民众完成国家任务，社会成员的被动参与使得社会生活打上了政府“强制”的印记。而人们私人生活形式单一，社会贫富差距极小，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为了发展城市支持工业建设，提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二元制结构即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允许下不能随意迁到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且缺乏平等、信任感和安全感，单位的动员社会和控制社会能力很强，社会保持超稳定的结构状态。[1]（P.24-29） 　　（二）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后政府实行市场经济，资源由市场管理，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国家权威逐渐减弱，社会有了话语权。随着市场发展，现代企业出现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构，组织开始承担社会生产、消费职能。各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复兴起来，组织的角色和职能也日趋清晰。原有的“政企不分”“社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政企分开”“社企分开”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1]（P.24-29）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确立了主导地位，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和效率提高，逐渐替代单位的职能。企业的利润和效率主导发展，社会福利由企业的经营状况决定，造成了“企业强―员工弱”的局面。企业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不如从前，加上我国政府治理具有“碎片化”、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能力不足的缺点，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如社会失序。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政府自身社会自组织的兴盛也可以减缓政府组织缺位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中国自组织情况不容乐观，因此非组织化问题较为突出。 　　二、 我国社会的非组织化问题产生原因 　　由于转型期政府治理不足和社会自组织缺乏，人们生活在自己狭小的空间中，人际关系逐步疏离，社会问题较为突出，这时非组织化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 工会组织名存实亡 　　工会是工人阶级为了争取利益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产生而建立起来的。由于人们把工会看作是“工人阶级性”“职工群众性”“政治主导性”相统一的社会组织，导致工会讲政治、讲大局、讲团结，但忽略微观的职工权利，当面对具体职工维权事件时，基层工会进退两难、无所适从，难以发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使其失去职工群众信任。此外国有企业工会和私有企业工会是企业的一个部门，缺乏独立性，很难使工会成为维护基层群众利益的组织，工会本应是帮助员工处理社会关系的组织，使员工不以“原子化”形式与政府直接接触，然而工会责任的缺乏使个人散落在社会上，名存实亡。 　　（二） 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 　　非政府?M织的非盈利性特点使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助、环保组织、妇女维权中作用重大。反观中国公共事务缺乏非政府组织的身影，近年来虽然非政府组织发展速度很快，但在如贫困人口问题上责任缺失，这种缺失与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是不协调的，究其原因，尹海洁在《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提到政府部门工作需要促使社团组建，无论发起者、人员构成和经费都是政府干预。造成非政府组织政府化程度很高，非政府组织“附属性”使其很难成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力量。非政府组织是社会的安全阀，帮助社会减少动乱，帮助政府救济弱势群体，避免严重的社会失序，从而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