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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去家族化与温州模式习俗转型 　　 　　2007年8月16日，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002154，报喜鸟股份）在深市公开上市交易。至此，报喜鸟集团彻底完成从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的嬗变。 　　报喜鸟集团成立于1996年3月，由吴志泽家族拥有的浙江纳士制衣有限公司联合浙江报喜鸟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奥斯特制衣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这是温州第一个打破传统家庭式经营模式、自愿联合经营的股份制服饰集团。 　　 　　现实表明，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产权变革的主要障碍来自家族成员之间权力和利益更替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 　　那么，报喜鸟如何有效地化解来自企业内部与外部的阻力，成功实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社会习俗转型（transfer of social customs）角度入手，以报喜鸟的去家族化路径为标本聚焦，论述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衍变必然向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渐进转化，及其对于温州模式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 　　 　　挑战沼泽：报喜鸟缘起与帕累托改进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980-1990年代的温州服装业。 　　从1980年代起，温州承接上海等地转移而来的纺织服装业，相继涌现一万多家服装业作坊。当时中国正处在短缺经济后期，温州服装人迅速积累了第一桶金，温州的服装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0%，并形成了服装、鞋袜、纽扣等产业集群。 　　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正是“温州模式”雏形与构成要件之一――笔者认为，温州模式就是由市场自发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供应链与产业链，并以此为特征的一种高效产业集群模式。简言之，“温州模式”是放手发展市场（民营）经济的模式。 　　至1990年代中期，随着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逐年升高，导致温州服装业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因少数人利欲熏心假冒伪劣，温州服装迅速进入恶性竞争的阶段。 　　而在吴志泽看来，如果将当时的温州服装业视为红海，显然还不足以描绘当时市场无序竞争的混乱与惨烈。而报喜鸟有关资本联合、竞业禁止的制度设计，恰为走出沼泽、开创蓝海的最佳路径。 　　浙江学者张苗荧（2004）指出，温州家族企业的蜂拥崛起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需要，它的发展演变同样离不开这一内生机制。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看，家族企业制度创新应该是分层次的、多样化的，不应该只是一种单一模式。 　　在古典的温州模式下，家庭作坊倚靠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罗卫东，200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企业的规模边界在扩张，企业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管理效率则逐步递减；管理者因其认知结构的局限性和拥有信息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决策理性的有限性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决策风险随之增加。 　　对于1996年的吴志泽来说，资本联合的机会成本远远小于五家股东各自单干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事功”的吴志泽开始践行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Pareto）的伟大理论：帕累托改进――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有观点称，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并非所有成员都能分割到一份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利润，一部分人甚至连既得利益也难以维持（王明琳、何圣东，2003）。简单让创业元老离开显然不是好办法，这将激化企业内部矛盾，增大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而报喜鸟的决策是：五位创始股东的夫人退居全职太太，其他亲友竞业禁止。 　　严格意义上讲，报喜鸟模式并非首创。据了解，温州乐清精益开关厂（1984年设立，正泰集团前身）及永嘉奥林鞋厂（1988年设立，奥康集团前身）均为家族外合伙（股份）制企业，其创始股东分别为如今叱咤风云的业界精英：南存辉、胡成中；王振滔、钱金波。但这两家“巨人孵化器”的寿命却极为短暂。 　　吴志泽就此认为，报喜鸟的基业常青得益于“三权”（所有权、控股权、经营权）分立的有效执行，以及股权激励等相关措施保障了企业运营的价值最大化原则。 　　 　　温州模式与习俗转型 　　 　　针对报喜鸟案例，笔者试图厘清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论述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衍变对于温州模式的影响。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既包括正式的约束，如法律、政令和条例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文化传统、习惯习俗和禁忌等。一旦某种行为约束内化为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就可以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 　　在温州，发端于南宋的永嘉学派已举起“事功”旗帜，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提出“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永嘉学派最富人本意识也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