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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深度与意义重建 　　【内容摘要】 形式和语言在“先锋小说”中具有先在的重要性，但二者又都被放置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突出其“现实”内涵和指涉功能。因此，“先锋小说”叙述语言的感觉化、直觉化和不确定性特征，既反驳了此前小说对本质论叙事的注重，又通过对整体性现实、理性主体、总体性意义和形而上中心的颠覆与解构，而最终完成了对“新时期”人的主体性话语的内在消解。亦即，从语言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它既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现代化设计的后续推进，是“人的主体性”倡导的组成部分，又是对“新启蒙”和“人的主体性”的瓦解。在“先锋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渺小及其存在的非正当性，“自我”也就在符号能指链的滑动中无限延宕，并随着意义的弥散而成为一个不断分离、裂变的角色，我们无法从“先锋小说”中看到文学的精神力量和作家的人文主义激情。 　　【关 键 词】 “先锋小说”；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新启蒙；人的主体性；意义的弥散。 　　【作者简介】 王金胜，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先锋小说”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现代化设计的后续推进，是“人的主体性”倡导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对整体性现实、理性主体、总体性意义和形而上中心的颠覆与解构，最终完成了对“新时期”人的主体性话语的内在消解。当现实分解为个体体验、欲望、记忆、精神的真实时，真实就不再被接纳为历史的构成，世界与自我、表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自由与必然之间的位置就发生了颠倒。如研究者指出的：“‘人’的神圣性被解除之后，作家面对的就是一个完全物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家没有了对于‘人’的情感的、心理的、文化的、 历史的禁忌，相反，他们获得了一种难得的优越感和轻松感，拥有了文本操作的绝对自由，叙述、写作上的无所顾忌、随心所欲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也是中国新潮小说长期乐此不疲地沉醉在形式领域从事‘叙事革命’的一个‘人学’背景，是他们发动对‘人’的革命的一个艺术理由。”[1]倚重形式、走向语言，是“先锋小说”在告别了经典现实主义深度叙事模式之后，重建关于自我的深度叙事，以挽救叙事危机的必然选择和希望所在。在“先锋小说家”看来，从传统文学的主题、题材、人物转向形式、结构和语言，把艺术当作艺术，赋予艺术形式和语言以自主的意义，从而回归文学本身，才能够重新拥有属于自己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唯有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那个在现实世界中无力而被动的主体才能获得安顿和归宿。因此，“先锋小说”对形式、语言的青睐并非一种有趣但无聊的语言游戏，对于它来说，形式、语言既是表述存在、真理的工具和载体，却又是世界、存在的本体，是后者的显影。“形式”不再是与“内容”相对的、作为“内容”载体的附属物，它就是内容本身，就是人与世界相处的形式；“语言”不再是“意义”的传达工具，它既是“意义”的邮差又是“意义”的存身之处，它的意义甚至被强调到“只存在‘语言事实’”[2]的地步。“先锋小说家”的艺术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或“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概念。 　　“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提出的一个术语。他把艺术形式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认为在作家对事物的观察、体验和描绘中，在艺术形式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3]“先锋小说家”在其美学实践中，注重通过文本的知觉形式、艺术结构和语言的编结，将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和认知转换生成审美想象关系。 　　马原在总结“新时期”小说创作走向时认为：“先锋小说实际是继承了西方小说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现代派运动，就是小说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是小说形式和观念上的一场革命……从中可见，社会生活本身和当时各种流行思潮，成为小说家素材选择的方向。这是因为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特点，造成了我们的小说形态和别的国家小说形态的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形态是造成不同的小说形态和不同的素材选择的重要因素。”[4]格非在回顾“先锋小说”时同样认为：“如果说，这些作家的小说构成了对于传统小说的反叛与突破，我以为，它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并不是说，我们预先想到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或‘思想’，然后再去寻找表达的语言方式和所谓的形式，所有的这些因素是同时出现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作家开始写作，他必须同时考虑内容和文体。两者无法被分离开来。我以为，这是这批作家最为重要的共同点。”他同时也表示了对语言/形式的意识形态性的坚持：“我只是想通过个人的写作与社会建立起某种关系。”在“先锋小说家”那里，形式和语言具有先在的重要性，但二者又都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