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居族裔身份建构策略本质主义.docVIP

散居族裔身份建构策略本质主义 　　全球性大规模移民已成为世界日渐走向全球化的显著表征，由此不仅造成全球人口结构的重新组合，而且带来诸多新生的文化现象，散居族裔（diaspora）便是其中的显例。“散居族裔”原本是特指概念，指被迫流亡海外并分散寄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犹太族群。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散居族裔已成为泛化的当代文化概念，指离开母国而寄居他国的少数族群，而在后殖民主义研究视阈中尤其指向寄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移民群体。 　　时至今日，“地球村”的人类设想正在逐步实现，族裔散居趋势仍在加剧，规模仍在扩大，频率仍在加速。作为迁徙的文化主体，在失去了身份认同的确定性、中心性和普遍性后，散居族裔何以摆脱无根状态实现自我主体的身份认同？霍尔指出，认同更多的是有关“我们会成为谁”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显而易见，从“我们是谁”的本体性追问到“我们会成为谁”的策略性选择，身份认同开始走出传统本质主义的迷障，身份不再是一种现成的文化标志，认同也不再仅仅是静态的、不变的、被动的身份体认，而是动态的、历史的、主动的自觉建构行为，因而身份成为始终都无法完成的并行走在路途中的“寻根”过程。斯皮瓦克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的身份认同概念。她认为，本质主义是个陷阱，因而我们要反对本质主义话语。但是策略上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我们必须策略性地运用本质主义。［1］（P11）换句话说，文化身份并不是某种本质主义的实体，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恒常的文化身份，毋宁说身份是主体内部的持续“生产”行为，而动力则源自于文化政治需要的策略性选择。当我们使用“华裔”、“女性”、“中产阶级”、“东方人”等本质主义全称概念时，并非有意忽略全称判断下的差异政治，而是基于某种政治利益，旨在参照某种“相似性和连续性”（霍尔）寻求特定主体的身份认同以达成抗争的联合共同体。因此，“策略本质主义”具有鲜明的暂时性、变通性、虚构性特征，归根结底是一种参照性的权宜之计，而这恰是散居族裔身份建构的有效途径。 　　第一，以寄居国文化主流为参照，通过少数化策略争得话语权。散居族裔在经历了文化迁徙之后，流散和寄居的生存现实使之面临着被拒斥和压迫的尴尬体验，这种尴尬来自于寄居国主流社会和上层文化的双重挤压。“散居”一方面意味着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抗拒，导致在横向结构中成为远离中心的边缘群体，另一方面还意味着上层文化的挤兑和压迫，使散居族裔成为纵向结构中销声匿迹的下层和大众。这种双重向度的挤压皆源于散居族裔的“他者”身份，只享有部分公民资格的他们始终身处一种夹缝之中。在既定总体格局中，要想争得一席之地并顺利获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少数族化”(minoritization)恰是散居族裔在多重挤压之下成功摆脱下层与边缘文化身份并以独立身份与主流文化抗争的最佳途径。正如霍米?巴巴所言，少数族的力量被设想成为一种阐明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也是“面向世界”的信息形成过程，代表着他们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少数族“信息”的责任……“并不在于向他者的奇观开放或者承认他者，而在于成为他/她的一种责任”［2］。也就是说，少数族化某种程度上是对寄居国总体文化结构的妥协和认同，通过“打包”行为使散居的少数族裔在其中获得合法身份，进而能够表达立场、意愿和诉求。汤婷婷、任碧莲等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以高度自觉的少数族化策略进行文化抒写和身份建构，在积极融入美国总体文化格局的同时将华裔民族记忆和文化经验作为特殊的文化象征资本，为他们向主流文化的“他者”开放和对话获得筹码，更为根本的是，通过自觉的少数族化策略他们成就了自身独立的文化身份建构，祛除了他们对社会主流的依附性，从而拥有属于自身的话语权和话语特色，摆脱了过去藤与树的关系，并能够以独立的文化身份与主流达成多元共生的新格局。 　　第二，以母国文化经验为参照，通过精英化策略获得批判力。在经历时空迁徙之后，母国文化经验渐进转变为一种意象化的文化记忆，始终深藏在主体意识甚至潜意识之中而无法轻易抹去。这使之能够坚守差异政治，以寄居国主流文化为参照获得自己的“少数族”身份立场，并为此少数人身份提供文化基因的历史本源。但同时母国文化记忆作为隐性的文化背景和原生的文化基因，也使他们面临着母国文化记忆与异域文化语境的冲突和龃龉，此时作为传统根基的母国文化则成为散居族裔顺利融入异域文化整体结构的障碍。这样的例子在散居族裔的文学叙事和文化书写中屡见不鲜，如何化解内心矛盾和挣扎并成功实现从母国文化记忆中“反身”以获得反思性批判力往往成为作者努力表达和践行的文化主旨，精英化的策略选择成为他们的通行路径。以此来观照当代美国华裔作家，我们就会发现散居族裔具有着双重向度的精英化策略选择：一方面，背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