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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浅析战国策派尚力思想 　　摘 要：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的综合性学术派别。在民族危难之际，战国策派企图以“尚力”思想重塑民族精神，从而更加有力的抗日。“尚力”思想从为“力”正名出发，批判德感主义，强调国力，呼吁人们树立战意识，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尚力；战国策派；抗日 　　战国策派，其名源于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在1940年4月1日创办的半月刊《战国策》。因“空袭频仍，印刷迟缓，物价高涨”而宣布停刊。之后，自1941年12月3日起，每周三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专栏，至1942年7月停刊，共出版31期。战国策派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尚力主义思潮及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的观念，以关注人类文化命运并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及其走向为宗旨”的综合性学术流派，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何永佶等为核心人物。战国策派的学者们大都具有留学经历，并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针砭时弊，主张重建中华文化，改造国民劣根性，反对国民党政治腐败，并呼吁民众坚持抗战。纵观战国策派的思想主张，“尚力”思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实际意义的观点，对全民族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战国策派之前，严复、梁启超、蔡锷、鲁迅、毛泽东、陈独秀等人对力的文化推崇备至，呼吁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尚力的改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实现了从以和为美到以力为美的转变。抗战爆发后，“尚力”思潮再次崛起，战国策派的学人继承、发展了近代中国的“尚力”思潮，成为了集大成者。 　　1 为“力”正名 　　在传统观念中，文武对立分离。文与德相连，武与力结合。“凡‘德’必‘仁’，所以文代表‘仁’。凡力必‘暴’，于是武即代表‘暴’。”中国的武人皆目不识丁之人，而文人都是柔弱怜悯之人。仁者爱人，“文”是爱人之道；而暴者害人，“力”乃杀人之法。久而久之，就将“力”与“恶”、“暴”联系起来，形成了“轻力主义”、“反力主义”的观念。然而，战国策派却彻底否定了这种传统观念，为“力”正名。 　　“无疑地，我们这个古老古怪民族已是人类历史上对‘力’的一个字，最缺乏理解，也最不愿理解的民族了：这朵充满了希腊美之火之花，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竟已成为一个残暴贪婪的总称。”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对“力”的解读是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的，不但没有认识到“力”对个人、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反而对其进行恶意贬低，导致整个中华民族长久的被书生之气片面覆盖，缺乏了应有的刚毅性格。“力”不仅不是罪恶之源，反而是“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力”并没有好坏之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支撑着“活泼泼的生命”和“热腾腾的自主自动的生活”的必需存在。“一个民族不了解，甚至于曲解误解‘力’字的意义，终必要走入堕萎自戕的路程；一个文化把‘力’字顽固地看作仇物，看作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因此，正确、理智地看待“力”是摆脱两千多年来儒家禁锢的关键性一步。 　　2 批判德感主义 　　所谓“德感主义”，就是人们习惯于用主观的、伦理的观念去评价本无所谓善恶的客观事物，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一种“规模宏大的唯德宇宙观”。传统的中国始终是一个以“德”为中心的世界，儒家是德感主义的正统宣传者。他们并不“仅仅主张我们‘应当’以德感人，乃是进一步的肯定，相信德‘必定’感人。”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主观意识作用的放大化。“以德感人”能够受自身控制的只是自己授予的“德”，而对方是否被感染则是不可预知的。因此，只能说“德”可以“感人”，但并不一定能够使人被感化。所以，儒家捍卫的德感主义本身就是感性的、主观的。 　　战国策派批判德感主义，并不是认为“德”不重要。他们也承认，“德感主义，在任何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都要发生”，而之所以对其进行批判，是因为它在儒家文化的保驾护航下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遂使我们的文化留滞在某一阶段之中而不能突破藩篱”。 　　战国策派认为，德感主义在长久安逸的中国社会中，成为了弱者自我催眠的方式，把“德”当作万无一失的护身符。“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就呈现了传统社会对德感主义的强烈认同。在德感主义的蒙蔽下，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屡屡失利，一再犯下把“应当”作为“必定”的思维错误。“‘五四’运动恰当巴黎和会之秋，我们多少都中了人家‘公理战胜’、‘精神克服’的一套宣传”，以为凭借国际公认的条约、宣言就可以维持世界的和谐，事实证明，条约也好，宣言也罢，在“强力”的面前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数千年不讲国防”的中国人“不解为什么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森严世界里，竟会有人来犯天下之不韪以破我行政土地的完整。惊愕之余，乃仍在那里梦想欲借公论以克暴力，喊正义以动邻国”。没有强大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