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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律师法几点思考 　　摘 要：新《律师法》的全面修订，是多年来我国律师制度改革成果的结晶，新法的生效实行，必将推进我国的司法和执法行为更为规范，律师业更加蓬勃发展。但是《律师法》改革亦有多处遗憾，在许多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与改进。本文揭露、分析新法留下的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与读者商榷。 　　关键词： 律师法 不足 改进 　　 　　今年6月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律师法》即将生效施行。新《律师法》在概念上有突破，理念上有进步，实效上有发展。新法对律师职业的概念，有了更加准确本能的定位，即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三个维护”准确概括了律师的职业定位。新《律师法》在理念与实效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建立健全了，比如：律师权利保护，律师职业豁免，律师事务所组织形态多元化，免除律师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律师权利救济等方面的制度和内容。但是，新法在以下方面仍留有缺陷，需日后逐步完善。 　　 　　一、“两公律师”未纳入新法调整范围 　　 　　2002年，司法部正式开始了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试点工作。[1] 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是推进依法治国，实施依法行政，进一步完善我国律师队伍布局的需要。因此《律师法》的修改应当体现这种历史需要，并且继续为实现其未尽历史目标而努力。[2]但是，新法没有把在“两公律师”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吸收到新法中来，应该说是律师法修改留下的一点遗憾。原因，可能是立法部门另有考虑和设想，也可能是立法部门觉得“两公律师”的改革成果还不成熟。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从推进“两公律师”改革，统一国家律师制度，规范律师行业发展，协调律师职业内部关系等角度出发，新法应该有条件地将“两公律师”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纳入到新法中来。 　　 　　二、律师管理上的“两结合”模式，模糊不清，实质上是行政管理占上风，行业自治被抛弃 　　 　　律师是民主与法治的产物，又是法律认可的自由职业者，必然与政府雇员不同；而且作为一种职业，也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特点，理应得到尊重。很难想象，作为社会自由职业者的律师职业，其自由执业必须由政府来授权规定。政府不但干预案件的受理，还要指导收费；不但规约律师的执业权利，还要为惩治不法律师费尽心力。[3]新法第43条规定：“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序言明确规定：“律师专业组织在维护职业标准和道德，在保护其成员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权利，在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在与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正利益的目标等方面起到极为重要作用。”因此，律师协会不能只是自律组织，而必须是自治组织。自律是一种消极自由，自治具有积极主动地自我完善的意旨，符合律师作为社会法律服务人员的特点。 　　新法第4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52条，更是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结合新法关于律师处罚与惩戒的条文，不难看出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行业不是监督和指导那么简单，它完全掌握着对律师管理的绝对大权。而作为行业管理的律师协会的作用是有限的，不但制定规则时要向司法部门备案，接受事后监督，对律师惩戒的权力也仅限于“软权力”，当涉及到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权的时候，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直接将罚没款项上缴国库，律协仅仅扮演了配角的角色。谁掌握着处罚谁就掌握着终极权力，由此可见，律协从某种意义上只是司法部门的助手。 　　“两结合”应该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结合，而今至多是主从关系，可见真正管理律师的机构就是司法行政部门。不仅如此，“律师协会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的规定也令人大惑不解。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应该是律师行业发展的方向，此处一个“自律”使行业管理的范围大大缩水。众所周知，行业管理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制定行业规范的权力，也可以成立惩戒组织，甚至自我处罚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律师不能直接受控于行政权力，必须保护律师行业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律师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自律，回避自治，新法确立了行政管制的理念在律师行业管理上的指导地位，证明立法者还没有认清或不能认同律师行业的特殊性质，还将律协作为管理的工具来对待，这是严重的误读。误读的结果，是律协在保护律师权益方面不能真正起作用。从实践上讲，一些地方进行律协改革的探索，实质是一种律协与司法行政机关分权的探索，虽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产生一些问题，但是毕竟促进了律协职能的发展，促进了行业自治的进步。如今律协单独制定的行业规范和奖惩条例在现行法律体系下，不具有法律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