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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律师法对反贪侦查工作影响及对策 　　摘要:修订后的《律师法》在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法庭言论责任豁免权等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律师的权利,势必提升了反贪侦查工作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增强了刑事诉讼的对抗性和不平衡性,这无疑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难度倍增,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同时,也给反贪侦查人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广大反贪侦查人员应当从内部着眼,提升反贪侦查能力,以适应新的执法环境,迎接新的挑战。本文将着重探讨新律师法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关键词:新律师法,反贪侦查、影响,对策 　　 　　一、律师提前介入对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影响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会使案侦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这就给我们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主要表现在可能增强犯罪嫌疑人的拒供、翻供、串供的对抗心理,以及嫌疑人、涉案人等毁证、转赃,涉案人逃跑,泄密等现象发生。 　　由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这类嫌疑人具有相当的反侦查能力。加之,律师提前介入侦查活动,嫌疑人可能在十二小时内拒供等待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嫌疑人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对检察机关的讯问在心理可能有所准备,使侦查工作任务更加艰巨复杂,取证难度更大,困难阻力更大,复杂的关系网随之袭来,拒供、翻供、串供等情况将会增多,这给侦查工作带来不利和干扰。 　　首先,犯罪嫌疑人抗拒审讯的心理素质会比以前增强,翻供、变供的情况增多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侦查阶段的辩解完全要靠自身独立完成,得不到外界的帮助,其绝大多数因不通晓法律,心理状态处于恐惧和惶惶不安之中,加之全封闭的案情使他们摸不到半点信息,很难拿出有效的反审讯策略。在侦查人员的强大攻势下,往往是几次交锋之后,心理防线就被摧毁了,就算是具有一些反审讯伎俩的犯罪嫌疑人,其抗拒审讯的心理也是非常矛盾的。他们既怕证据已被侦查人员掌握,不交代落个抗拒从严的下场,又怕被侦查人员诈供,交代了反而自食其果。当犯罪嫌疑人出现这种思想拉锯战时,侦查人员完全可以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给其造成一种同案犯已走在了他的前边或侦查机关已掌握了主要证据的假象,摧毁其心理防线。现在,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犯罪嫌疑人自认为有了依赖对象,可以从律师那里了解有关刑事诉讼期间的规定、案件的主要证据来源、自己所涉嫌的罪名和可能被判处的刑罚等,这就必然会增加他们抗拒审讯的底数,为他们建立和加固心理防线创造条件,进而迅速调整对待侦查工作的策略,翻供、变供的情况会有所增多,这就给审讯和固定证据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其次,犯罪嫌疑人有了接触外界的条件后,增加了串供、毁证的可能性不排除有少数律师为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扩大知名度,加上商业雇佣关系和律师制约机制尚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甚至极个别律师采取违法的手段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等,这就使本来难度很大的侦查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同时,也影响了深挖犯罪的可能性。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 　　二、反贪侦查工作应对新律师法的策略和措施 　　(一)要加强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一旦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侦查人员应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把初查工作做扎实。 　　一是要转变初查思维。在以往的初查思维中,往往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就线索查线索,随意性较大,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力气进行初查。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上案,将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由于信息量少,侦查人员不得不在被调查对象的合理解析中无功而返。要改变这种片面、急功近利而导致成案率低的初查方法,必须更新初查思维,以系统性、整体性替代单一性、随意性的初查行为和方法。即以线索反映的问题为切入口,将具体线索的初查纳入到线索反映出问题的系统或整体中去把握、去思考,结合对系统和总体情况的把握对线索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真正做到察微析疑,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确保初查工作的效果。 　　二是要调整初查方法。准确把握初查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的手段,使其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