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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一个社会学分析模型 　　[摘 要]文章从时空的角度和社会学的视野出发，认为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行为取向，应主要考虑三个层面因素：时间层面工业化的运行区间；空间层面工业化的运行状态；意识形态层面政府的行为模式，从而提出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的三因素解释模型，并结合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对目前我国政府的经济行为取向作出具体分析。 　　[关键词]工业化；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取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2―0123―06 　　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在本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常常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对于如何界定其干预社会经济的行为取向，在我国学术界历来存有争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般认为有三种观点：第一是传统计划经济派。认为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经济活动的目的必须以政府的意志为取向。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一派观点已失去公开的话语权，但并不意味着其思维定式就完全失去了市场。第二是“市场失灵”派。这派观点以西方福利经济学为依据，认为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干预，在经济活动有效运转的地方，政府应“无为而治”。第三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在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政府失灵的危害要比市场失灵的危害大得多，因此，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应尽量减少，少到只起“守夜人”的作用。 　　显然，这三派观点都不能单独对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倒是将这三派观点的意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做出灵活而适宜的行动和决策更符合实际。因此，本文从时空的角度和社会学的视野出发，认为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行为取向，应主要考虑三个层面因素：时间层面工业化的运行区间；空间层面工业化的运行状态；意识形态层面政府的行为模式，从而提出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的三因素解释模型，并结合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尝试以我国工业化进程为例做出一些具体分析。 　　 　　一、时间层面工业化的运行区间 　　 　　 　　时间层面工业化的运行区间，是指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在时间序列上所处的阶段，也就是对其工业化进行时间架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罗斯托的经典经济成长理论[1](P48)，向我们展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在时间序列上运行区间的谱系，即社会经济发展须经历传统社会、“起飞”前夕、“起飞”、“走向成熟”、高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一般来说，前两阶段、中间两阶段和后两阶段，分别属于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 　　一些后发国家工业化经历的不平坦和多样化历程表明，政府干预的行为取向与工业化的运行区间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即随工业化运行区间不同，政府干预的行为取向也应发生相应的转化。 　　1．工业化初期：效率原则取向下的政府主导。从东亚、拉美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来看，战后初期，一方面，其政治模式由“全盘西化”向权威主义的转换，为成功启动并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制度和环境基础。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工业化的启动和推进，也必然依赖能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的国家权力。这主要是因为，此时世界工业化进程已步人重工业和资金一技术密集型发展阶段，单个资本或少数行动者无力承担工业化的责任。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府的主导下，为推进工业化进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性导向发展计划，而且对其内部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外部的国际关系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政府在工业化初期对经济社会的这种强力干预，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所指出的：“任何严肃、无偏见的亚太观察者，会了解到不论是国家系统地干预经济，还是策略性地引导国外公司和跨国企业在国家领域内登陆，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确保经济发展能够达到工业化每一阶段目标的基本因素。”[2](P291) 　　从前苏联的情况来看，其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已经瓦解，但它却使“一个在20世纪之初还是贫穷的、大量农村人口的、没有什么发展的国家，在短短的三十年间竟然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之一”[2](P22)。卡斯特认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贬抑苏联经济的说法，而往往忽略了下列事实，长期以来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世界多数地区要快”[2](P4)。如果把目光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经验，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逻辑。亚历山大?格尔申科[3]①(P538-539)对近代工业化的经典研究表明，除英国以外，其他西欧国家以及日本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在政府推动下开始进行的，因为实现工业化对那些后来者来说要更加困难，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