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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闻发言人人际角色信任对制度信任建构分析 　　对互动论做出巨大贡献的米德认为，社会关系，包括信任关系，是通过个人与他人，或个人与群体间的互动达成的，个人通过“扮演他人角色”，解释他人的行为，从而做出有利于合作的行为，达成人际间的信任关系。制度是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主动制定和执行的行为约束机制。现代社会要求依法治国，以人际信任为主导的传统信任模式必定会被以制度信任为主导的现代信任模式取代。但制度信任不是?单、直接地替代人际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制度信任蕴含有人际信任的因素，而且从人际信任里汲取支持性力量。 　　本文在对信任概念、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关系加以论述的基础上，以傅莹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为例，探究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搭建人际角色信任，以构建公众的制度信任。 　　一、信任：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美国心理学家多伊奇通过囚徒困境实验提出：信任是一种个体心理事件，是个体对情境的一种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情境的变化影响着信任的程度。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更容易出现信任危机的现象，因为与原来的信任度相适应的情境被打破，个人的信任度自然出现波动。 　　与心理学家在个体层面上理解信任不同，社会学家更重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信任双方的关系、社会文化制度因素以及具体历史事件对社会信任状况的影响。在双方关系问题上，社会学家认为双方关系越紧密，彼此的信任程度越高。信任关系能够形成双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彼此间正向的交往关系。以此为基础，社会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建立在双方情感关联上的信任只是一种“私人信任”，还有大量不存在个人直接关联的信任，例如“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文化的信任”。对于前者，学者认为，法规制度的制约作用使人们不敢有悖于自己的承诺。对于后者，研究者们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任他人，在于民族文化中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如：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和西方的契约精神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资源，它们倡导为人真诚、信守诺言。 　　二、信任的二维划分：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提出，信任在本质上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①，它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卢曼采用“二分建构”的方法，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前者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和熟悉度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社会规范等措施和机制的基础上。 　　（一）人际信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中国人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延出去，形成了有“差等”的互动关系和情感关系，离自己越近，关系越亲，互动越密切，情感越厚；离自己越远，关系越疏，互动越稀少，情感越薄。遵循这样一种“亲疏远近”“情感厚薄”的行动原则，中国对待他人的信任也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②。马克思?韦伯就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的特殊信任。中国人缺少以信任共同体为基础的普遍信任。 　　当然，中国人对外人尽管可能存在“起点上的不信任”，但不是“永远的不信任”。中国学者彭泗清就认为，“人际信任的程度取决于两人之间的实质关系的好坏，而非两人关系中先天的联接（如血亲关系）或形式上的归属（如同属一个群体）”。通过互动交流，中国人可以建立起并发展对“外人”的信任。 　　（二）制度信任 　　制度通常指非正式的习俗、道德规范和正式的法律、法规等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制度性因素将其约束性力量内化于社会成员的心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任的意义。 　　工业化以来，社会发生剧烈变迁，人员流动频繁，熟人圈子在经济市场化的运作下，逐渐稀疏。被原子化了的社会成员，成为一群彼此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的大众。在社会个体交换行为成为社会常态的当下，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因素来规范交换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重要。 　　自2003年“非典”事件后，中国政府加快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它标志着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三级化走向了法制化，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有了制度上的监督与约束。 　　三、人际信任推动制度信任 　　随着一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制度信任一定会取代人际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制度信任蕴含有人际信任的因素，而且从人际信任里汲取支持性力量。 　　（一）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间的混融 　　从历时态上，可将政治信任区分为传统、过渡（转型）和现代模式。在传统模式里由于法制的不完善，人际信任成为社会的主导。随着政治信任现代性一步步地累聚，制度信任会成长壮大，与人际信任交融，然后再逐步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