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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研究期待与检讨 　　[摘要]重大的学术变革，多半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明清江南研究“中兴”发展到今天，年年丰收之余，总感到缺少了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当“反欧洲中心主义”破坏了原有的思考逻辑起点之后，钱穆当年说的民族发展“生力”与“病因”就成为了求解明清江南发展与不发展的重大疑难。我们或许需要暂时把许多诱人却消化不良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搁置一旁，不计较研究的结果，更看重研究的过程，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例如，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谓比率的计算，因为勉强附和“现代化理论”，反而有整容与变性之嫌，妨害我们直面当时历史的真实。通贯地考察古代与近代江南变迁的有机联系，发掘与充分运用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江南近代史料，以作为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可能更有利于突破旧思路，增强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并修正原有的判断。总之，以关怀中国发展为指归，明清江南研究上下联动、“通古今之变”，理应成为未来方法论变革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明清 江南 检讨 　　[作者简介]王家范(1938－)，男，江苏省昆山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9．48/49；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6―0148―05 　　在传统中国，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发展到明清时期，呈现出少见的区域性“富态”，别具一种历史风味。因此之故，20世纪以来，明清江南俨若区域性研究的一座富矿，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发掘开采；到了世纪之交，赫然成为争锋于国际学术界的一个话题。表面看来，争论是由输入“大观念”而触发的，先是围绕有否“资本主义萌芽”的疑点展开，待到“反西方中心论”的加入，阵势愈趋复杂化，无论是观察的角度，还是整体的评价，歧异似乎不是在缩小，反而渐趋扩张，至有弥合之难。大开之后怎样大合，期待着冲出瓶颈，开出新境界。 　　如今的学术氛围，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甚多，然学问中人若不迷失其本性，多有不甘依傍、异中求变的精神。新的征兆或转机，忽隐忽现，“蠢蠢欲动”，似乎到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谓的“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众所周知，明清江南的研究思路，是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史潮发育下逐渐定型的，不管是欲用江南的史实肯定之，或以江南的事例反证资本主义在中国之不可能，异曲而同工。弗兰克、彭慕兰吸收了中国学者长时期积累下来的丰硕成果，为己所用，动而反之，将我们原来的思绪扰乱打翻，大声棒喝――用西欧英格兰作为评判明清江南的标准，本来就是一种前提性的错误。冷静之后想来：弗兰克对江南思考路向的“反动”，不很有点像当年疑古派“伪书说”，于不疑处有疑，大胆放言：“‘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或许经此重大刺激，真能唤醒我们中的一些人，起而另辟蹊径，开出一条建设的新路来?这时，我对李伯重从其最熟练的实证研究中走出，提出“早期工业革命”等等宏大话题，忽有所悟。 　　弗兰克对江南研究的冲击，并不在给出多么值得信赖的结论。应该感谢的是，他送给我们前所未知的英格兰历史另一面。但是，滔滔宏论，却人为地将江南断成两截，把19世纪“分流”后的江南简单遗弃在一边，说明内心无意久留江南，更不打算越俎代庖。比之于结论，他们真正有意义的贡献，就是帮助我们“破坏”那种有可能压迫窒息创造生机的程式化思维，往沉闷的江南老屋上凿破一个缺口，放生活泼，重新尝试各种试错的实验。正像梁启超所说：所谓的“反动”，原是为了求建设的新思路而先专事破坏。是时，建设未遑，条理不齐，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之中，弃取未定，恒驳而不纯。这种时候，陈述与证据之间露出若干龃龉破绽，毫不足怪。生活在旧氛围里的人，最容易计较或挑剔新论的粗糙，殊不知陈陈因袭、拾漏补苴，更看不到新生的曙光。 　　出生江南水乡的因缘，使我有幸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江南学术中兴”。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明清江南研究的耕作总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新人辈出，也算对得住历史上“富饶江南”的名声。享受愉悦之余，有时不免也感到像是着了黄宗智“过密化”的魔咒，盘点连年高额丰收之后，总感到缺乏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 　　任何一次重大的学术变革，都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路”，而其表述或由若干新名词、新概念的创制，耸入耳目，方引起世人注目。当此之时，若心火稍为躁动，不用心参透另类深意，徒袭其形而暗伤其神，会变成又一场话语转换的游戏。明清江南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始终是与中国发展的前途与希望何在这样一个“大关怀”联系着的。且舍远而就近地观察，弗兰克等人的中文版序，明白展示了对中国当下发展金秋丰收充满着乐观的期待，希望能用以打破西方发展模式的霸权。持疑虑的中国学者，承受着亲历的诸多发展难题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