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父子对游仙诗转承作用.docVIP

曹氏父子对游仙诗转承作用 　　摘要:游仙诗发展到曹魏时期,是个重大的转折,曹氏父子首先借重道家的外衣与内核,将游仙诗由叙事的转为抒情的,由不葺的转为整齐的,由朴野的转为文人的,直接影响了后世游仙诗的写作方向。郭璞及曹唐的游仙诗都可在这里寻到源头。 　　关键词:游仙诗;文人游仙诗;郭璞 　　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134―03 　　 　　曹氏父子的游仙诗中,也还是较多的继承了汉代仙诗的体例与内容,诗中对仙道多有反映。如曹操《陌上桑》与《气出倡》诸篇,曹植《五游咏》、《飞龙篇》等篇。但此时的游仙诗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迥别于汉仙诗的风貌。在此方面,曹操起了启蒙者的作用。在他的率领下,曹氏父子借重道家的与世无争,以激赏的态度大力渲染真人的生活,在游仙诗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转承作用。 　　一、由叙事的转为抒情的 　　汉代游仙诗带着强烈的功利性,是世俗仙道观的体现。其体例以叙写游仙为纬,诗中充满了对神仙的全心景仰与信任。叙事主人公模糊,个体意识不鲜明。汉仙诗中对仙境的描写缺乏变化,重在记叙游仙过程,并从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在曹操手里,游仙诗的表现力开始丰富起来。曹操选择了乐府这一诗体,而且独重相和歌辞。相和歌辞本“里巷讴歌”,善叙悲情。雄才伟略的曹操首先赋予了游仙诗浓郁的抒情色彩,将强烈的个人感受注入了游仙诗,完成了由偏重叙事的汉仙诗向长于抒情的魏晋游仙诗的转变,为此后的曹植、郭璞开辟了道路。 　　朱堂在《乐府正义》中说:“凡魏武乐府诸诗皆借题寓意,与己必有所为。”此为知语。曹操的诗作充溢着强烈的个体情感。撇开政治家身份的曹操,更是一位多情多思的诗人,身处动荡离乱之时,遭逢兴废替代之世,亲身参与了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其生命之思,感慨之情定当甚于常人。尤其当年龄渐迈,事业初兴却未完全进入正轨,儿女为了继承权暗露机锋,汉世名流未肯俯首,子孙姬妾,荣华富贵一样也抛闪不下。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最伟大的情思有时恰恰来自最现实的原因。在生死问题上,伟大的曹操陷入了和常人一样的困顿之中。作为一位时代的实行者,他深知永生无灭不可求,不奢望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但又希望通过服食饵药可以延年益寿,沾溉子孙。因此反映在其游仙诗中,对富贵的无限眷恋,对长生的汲汲以求,对儿孙的殷殷关切溢于言表。《气出倡》其二热烈地向往到:“万岁长,宜子孙。”其三又曰:“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 　　但在热烈的向往中依然掩盖不住对事实的认定。其《精列》篇反复咏叹“厥初生,造划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 　　时日将逝,富贵难留,古来圣贤皆不能幸免,我斯独谁,焉得不心忧?解决的办法是谒见神人,企求赐长生之药。这样的困惑弥漫着曹操的生死极限,这样的感慨充斥在曹操诗中,但并不让人感到沮丧,其深沉真挚的情感,反而激发了人们对现实生命的思考,并进而增强了努力去把握它的意识。 　　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借乐府写实事,始于曹公。”曹操的游仙诗不再是叙写传说中或臆想里的求仙历程,而是要直书胸臆,排遣心中的积郁,高歌欢宴的畅快。所以,曹操的游仙诗一改汉人在神灵面前的全心信服和软弱无力,充满了昂扬的意志和积极把握的自我意识。在曹操那里,游仙诗首先卸去了烦琐的神道外衣,直用来抒发感慨。 　　曹操不仅将深沉而真挚的个人情感带入了游仙诗,并首次将“我”明确地作为了游仙诗的主人公,以自己求仙的过程为线索,将个体的经历感悟淋漓尽致地披揭出来,并每每直言自己的感受与心得,使得游仙诗具有了浓烈的真我色彩。 　　其《气出倡》与汉代仙诗《董逃行》对神仙境地的描写颇为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曹操将自己求仙的行程作为叙事线索,而本人则成为叙事的主人公。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转为了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角度由内视角改为全知视角,个体艰难求索的历程以及登临仙境之后的欣喜快慰,对富贵长生渴求又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情扑面而来。较之汉代仙诗以第三者角度叙写整个过程的客观心态多了感性的色彩。 　　二、由不葺的转为整齐的 　　曹魏游仙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即在体式上促进了游仙诗从长短不葺的乐府古体向五言发展。 　　汉仙诗《前缓声歌》从字数看,全诗三、四、五、六、九言均有。长短不葺,参差错落。从句式看,主谓句(水中之马必有陆地之船,心非木石)、偏正短语、复句(不在大小,但有朝于复来)、单句交错运用,极其杂乱。而且多是散句,没有统一的韵脚,全靠自然的语势贯穿,界于韵文和诗歌之间。到《王子乔》和《董逃》诸诗时,句子开始变得较为整齐,但也还是有散句入诗。而且韵律不够讲究。 　　曹操使用《乐府》来写游仙诗,促进了游仙诗向着整齐格律的方向发展。因为乐府是用来配乐演唱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