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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公共政策界限 　　【摘 要】 本文通过语词的使用和对我国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实践的阐释，以确定“公共政策”在我国的适用边界：司法主权、司法管辖权不能够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内容; 法律、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公共政策内容; 仲裁结果是否合理不能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内容; 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基本原则以及善良风俗不能成为公共政策内容。 　　【关键词】 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宪法》;未体现为法律规则的基本原则 　　一、语词的使用 　　中国对公共政策一向持肯定态度，不过，与英美法系国家使用“公共政策”及大陆法系国家使用“公共秩序”这些概念不同的是，中国立法采用“社会公共利益”（social and public interest）的提法。[1] 　　“社会公共利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中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然而我们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经常能看到“社会公共利益”一词。例如，200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法》第4条第2款。另外，《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中也有同样的用法。 　　二、司法实践的认定 　　关于申请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案件，笔者在公开的资料中找了EDamp;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伦敦糖业协会仲裁裁决案等7个与公共政策有关的案件，试图通过归纳分析的方法，通过这些活生生的案例确定“公共政策”在我国的适用边界。 　　1、司法主权、司法管辖权能否成为公共政策的内容 　　苏拉么媒体案是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解释为公共政策内容的典型案例。[2]本案的仲裁裁决虽然侵犯了我国的司法主权和司法的专属管辖权，但是不是因此就侵犯了我国的公共政策呢？笔者不这么看。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将司法主权和司法的专属管辖权归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甲项规定的被请求承认与执行国的“不可仲裁事项”里面，因为按照反面解释的方法，[3]虽然《仲裁法》第3条没有规定专属于司法管辖的事项属于不可仲裁事项，但是这并不妨碍专属于司法管辖的事项作为不可仲裁事项的事实，因为“在反面解释的情况下，立法者并非没有预见到此种情形，法律并不存在漏洞，因为立法者已经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了安排，而只是出于立法上简洁性的需要，而没有对其反面加以规定”。[4]所以，虽然立法没有明文规定，我们也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属于司法专属管辖的事项能够成为可仲裁事项。为何专属于司法管辖的事项能够成为不可仲裁事项呢？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仲裁和司法的功能区分上，根据有关学者的论述，国际商事仲裁自身独特的优势在于：“仲裁是由真正中立的第三方所主持进行的，当事各方的意思自治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仲裁程序灵活多样，争议解决迅速及时，费用相对低廉，可充分保护当事双方的商业秘密，仲裁协议及仲裁裁决在世界各国更易于得到承认和执行，仲裁员在相关纠纷所涉领域具有专长，等等”。[5]由此可见，仲裁相对于司法确实有许多好处，特别是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方面具有快速高效、可预见性及确定性强等项优势，它目前已成为国际商事交易当事人，尤其是不同国籍的当事人解决其相互间争议的一项主要手段”。[6]所以，从司法和仲裁各自的职能区分的角度，司法应该发挥好自己官方或者代表公权力的纠纷解决机构的功能，而仲裁应该发挥好自己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机构的功能，二者在自己独特的功能方面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司法尽量不要去影响或者干涉仲裁，仲裁也不要逾越雷池半步，侵犯司法的地盘。所以，法院作为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解决纠纷的机构的性质和职能天生地决定了它管辖的事项，尤其是它专属管辖的事项不能给仲裁机构来决定，同时法院的这种专属管辖权应该得到仲裁机构的尊重。所以司法主权、司法管辖权不能够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内容。在苏拉么媒体案中，最高法院也就不应该提到《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相反应该提到的是第五条第二款甲项。 　　2、法律、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公共政策内容的理由分析 　　曼氏公司案就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作了解答。[7]三井会社案对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强制性规定与我国公共政策的关系作了阐释。[8]确定的是不管是法院的司法判决还是仲裁庭的仲裁裁决一定是依法作出的，如果是外国法院依照自己国家的法律做成的司法判决要得到我们国家承认和执行，以民事判决为例，《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以否定性的方式规定了外国判决裁定要得到我国执行的条件。如果是外国仲裁裁决，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申请承认和执行的时候要符合的具体条件，但我们可以比照法院判决，如果上述条件连法院的判决和裁定都不能违反，那么可想而知仲裁机构就更不能违反了，因为毕竟法院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公权力机构，而仲裁机构只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