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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问题反垄断分析 　　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寻求禁令救济的行为在国际上引发了一系列在竞争法下寻求解决的案件，不少国家的竞争执法机构也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行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国两大竞争执法机构分别起草的《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中，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问题也成为执法关注的重要对象。由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问题是反垄断法、专利法和合同法的交汇点，其反垄断分析必然需要考虑专利法、合同法等因素，因而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审慎的态度。 　　一、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引发反垄断关注的前提条件 　　在专利法上，专利权的核心内容是排除他人未经许可实施专利。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寻求损害赔偿和禁令救济是专利权人维护专利权的主要法律手段。即使某项专利成为标准必要专利，在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未作出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承诺，或者专利权人并未参与标准制定等情况下，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在专利法上法律地位并不会因其专利被纳入标准而发生改变。因而，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提起侵权诉讼、寻求禁令或者赔偿的基本权利通常并不因其专利被纳入标准而受到限制，也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特别关注。 　　只有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才可能引发反垄断法问题。这些条件包括：（1）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2）滥用禁令救济；（3）排除或者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是引发反垄断关注的前提条件。一旦具有了市场支配地位，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就需要承担“不得使自己的行为损害市场正常竞争的特殊责任”。 　　当特定专利成为实施某种标准所必不可少的专利时，事实上减少或者排除了该标准范围内替代技术的竞争空间。同时，标准的实施和推广又进一步扩大了标准专利可能的市场范围。这些都实质性增强了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市场力量。但是，这不意味着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当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分析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市场力量时，需要考量如下因素：第一，标准的强制性与自愿性。强制性标准会极大地增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市场力量；自愿性标准通常不会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市场力量产生较大影响，除非某种自愿性标准事实上成为普遍标准。第二，标准之间的竞争。对于某类产品，市场上存在多种竞争性标准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例如，在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就存在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种不同标准。不同标准所包含的必要专利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果某项标准必要专利仅是其中一种标准的必要专利，而该标准在市场中的市场份额或者应用程度较低，标准实施者很容易获得替代标准，则该标准中任何必要专利权人均不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还应注意的是，标准之间的竞争不仅包括同一代际标准之间的竞争，还包括不同代际标准之间的竞争。因此，对特定标准必要专利市场支配地位的评估必须结合竞争性的其他标准，考虑可替代性的其他技术方案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第三，标准产品与非标准产品之间的竞争。在某些领域，对于产品需求者而言，标准产品与非标准产品在质量、性能、价格等方面可能具有紧密的替代性。此时，标准产品与非标准产品之间可能具有较强的竞争关系。第四，市场份额。界定标准必要专利所涉的相关市场及计算市场份额时，需要根据具体案件情况确定相应的技术市场或者产品市场。当市场存在多种竞争性标准时，在界定相关市场时可以选择产品市场，根据使用该标准必要专利的产品所占份额考察其市场力量。这种方法能够更准确评估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力量。有判例认为，每个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具有100%的市场份额，因而具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这一立场只有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事实上不存在竞争性标准或者该标准必要专利在全部标准中均为必要专利，且存在该标准必要专利单独许可的市场实践。第五，转移成本。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力量还与需求者转而选择其他标准或者专利的成本有关。在信息和通信领域，网络效应与技术锁定均可能影响需求者的转移成本。当一种标准对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标准或者可兼容标准的用户增加而增大时，就会产生网络效应。网络效应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接网络效应，产品用户人数增加直接带来产品效用增加；二是产品用户人数增加导致互补品供给增加带来间接效应增加。受网络效应影响的用户在选择和评价标准时会依赖于使用该标准的用户人数。用户越多，则标准的价值越高。一旦使用标准的人数超过临界容量，就会产生自我增强的正反馈机制：用户规模越大，标准的价值上升，反过来会吸引更多的用户采用该标准。网络效应和正反馈机制的存在使得用户很容易被锁定在对技术标准的路径依赖中。转移成本可以分为私人转移成本和社会转移成本，前者包括已经花费在该技术标准上的和即将花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