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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鲁迅立人思想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而其指归却是“立人”，使国人都具人格而不是“奴格”。我们知道，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其实鲁迅的从医选择是相当实际而有意义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面可以救治“被误的病人”，可以在战时做军医；一面可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是鲁迅为什么突然弃医从文呢？ 　　1906年的一天，鲁迅在课堂上看到一张当时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个据说是替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在被日军捉住枪毙示众时，一群中国人神情麻木的围着观看。这给鲁迅极大的精神震动，他那时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着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面对着愚昧、麻木、保守和落后的国民，鲁迅表示了极大的忧愤，他说：“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医好的吗？”于是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温暖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为此，鲁迅操起了从精神上对中国人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这个武器，用以唤醒昏睡的中国人，使其觉醒、觉悟起来，看清自身劣根性，达到彻底根治的目的。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立人”。于是，鲁迅做出了一个对他一生来说极其重要的决定：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 　　“立人”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从早期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到梁启超等辈的“新民说”，再到陈独秀等人的“启蒙论”，各种“立人”主张层出不穷，然而这众多的“立人”学说都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不足，它们要么流于一些抽象的口号，缺乏具体的内容，要么急功近利，因过于实际而无法实施。与之相比，鲁迅的“立人”思想具有他人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致密性和深邃性。因为他的“立人”是从一种积极参与、改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态度出发的，是从一种总体性的超越位置上来认识、思考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尤其是现实人生的，是从一种现代社会的要求来确立“立人”标准的。因此，他的“立人”思想就既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立人”有关，又对转型后的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有作用了。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奴性、精神胜利法、愚昧性和麻木性等国民劣根性，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影响着现代化的建设；张扬个性、建立主体性也将仍然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课题之一，这些问题一日不能彻底地解决，鲁迅的“立人”思想就一日不会失去价值。精神至上观是体现鲁迅“立人”思想的一种思想模式。 　　从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来源看，则是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当鲁迅把这两种思潮迭印在一起时，他发现启蒙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天赋人权”、“理性法则”等虽然对人的启蒙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它们是属于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的范畴，不能在“立人”的层面上深入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中去。因此，鲁迅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精华，主张在追求人的社会解放的同时，也应追求人的精神解放，而且尤其是精神的解放，以寻找到人的最终出路。基于这样的思路，鲁迅参照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认知模式，积极地探寻了人类和人类个体的存在意义，从而形成了他的这种精神至上主义的思想模式。1907年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科学史教篇》提倡科学：“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亮世界也。”《摩罗诗力说》热烈赞扬和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个性主义和反抗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呼唤着像他们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尤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文化偏至论》反映了尼采、易卜生等西方思想家、文学家对鲁迅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哲学基础。在该文中，鲁迅批判了竞言武事的洋务派的文化思想和托言众志、藐视个性的维新派的文化思想，提出“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独立见解。这两个口号的核心是重视国民精神的改造和提倡个性解放，鲁迅认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鲁迅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 鲁迅在这里说的“个人”和“众数”，其含义是特定的。他提出“任个性而排众数”的口号，是基于对“众治”的怀疑和对思想自由的特殊关心。他认为有了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