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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城镇化减贫效应时空差异研究 　　【摘要】为了研究武陵山片区城镇化减贫效应的时空差异，文章选取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人均GDP、就业人数等指标，基于片区71县市区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用变系数混合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32个县市区城镇化减贫效应突显，且城镇化加快有利于减贫。39个县市区城镇化减贫有负面效应。而且四个省份71县市区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其中湖南、贵州城镇化减贫效果更显著，湖北、重庆城镇化减贫效应甚微。在各县市区中，黔江区和鹤城区的城镇化减贫效应最大，永定区和新化县城镇化减贫效应最弱。最后文章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武陵山片区 城镇化 减贫效应 时空差异 　　一、引言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发展不仅能加速城镇化的步伐，同时城镇化也能促进经济发展。精准扶贫、摆脱贫困是我国乃至全世界发展的主题。而那些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穷困地?^则是我国重点扶持的对象。由于这些地区成连片特困地区，要达到全面脱贫，这个任务可谓十分艰巨。武陵山片区则是11个连片特困区之一，也是首个编制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并率先启动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的连片特困区。该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的连片特困区和经济协作区。 　　武陵山片区因其是最典型的、扶贫攻坚最繁琐的连片特困区之一，所以本文选取武陵山片区71县市区作为样本。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2013年全球监测报告》指出，全球80%的产品和服务生产发生在城市，因此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如拉美国家、中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在降低世界极度贫困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见，城镇化对减贫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主要分析武陵山片区城镇化对减贫的效果以及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各县市区减贫的效果差异，然后对分析的结果提出几点建议，为武陵山减贫任务的更好的推进和实施。 　　二、文献综述 　　城镇化减贫如今是国家进行新型城镇化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各地区减贫效应并不太明显，而且各地的城镇化水平、减贫措施、减贫进度以及空间结构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些在国内外文献中都很少被提到。大体上，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途径可以归纳为4类，即城镇化通过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s）对农村发展产生正向影响（Cali and Menon，2009）[1]、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迁移效应（Adams，2004，2006；Adams and Page，2005；Acosta et al.，2007）[2]、城镇化增加农村地区劳动者的工资（Berdegue et al.，2001；Fafchamps and Shilpi，2005；Deichmann et al.，2008）[3]以及城镇发展对农村地区产生的其他溢出效应或外部性（Bairoch，1988；Williamson，1990；Allen，2009）[4]。 　　国内文献虽对“新型城镇化”和“减贫效应”都有系列探讨，但对城镇化减贫效应各地区的时空差异的研究则非常罕见。夏庆杰等（2013）虽对城市化与贫困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但主要是对外国文献的回顾[5]。张立群（2015）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减贫的演进轨迹进行总结，发现改革开放前城镇化对减贫的效力不大，预期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能有效促进减贫[6]。此外，冯文荣等（2005）检验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对贫困的贡献度[7]。李萌等（2014）则检验了中国农村贫困和城镇化的关系[8]。骆祚炎（2007）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和城镇新增贫困人口的问题[9]。王朝明等（2014）剖析了城市贫困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天然联系[10]。李刚（2010）则关注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11]。在最近的研究中，纪明（2016）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采用经济计量模对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减贫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均可有效减少贫困，但是其作用效果不同[12]。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城镇化减贫多是关于如何改革城镇化体制，推进城镇化产业转移，以及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来达到减贫的目标。由于我国的众多贫困村、贫困户多数集中于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对于武陵山片区城镇化给贫困户脱贫会有多大影响以及各贫困地区在不同的时间会因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有何不同，很多研究人员并没有过多关注。因此本文采用2002年～2014年相关数据研究片区内71个县市区的城镇化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减贫的效应有何差异，然后对差异因素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加快民族地区的减贫工作。 　　三、模型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研究武陵山片区城镇化对减贫的效应，本文采用2002～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