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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郭沫若歧路 　　摘 要: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1],但他也创作了富于浓郁的抒情气息的小说,《歧路》便是其中的一篇。在小说中,郭沫若把主人公处于歧路时难以抉择的矛盾心态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无处不散发着一丝淡淡的、无处不在的感伤气息。 　　关键词:《歧路》;自叙传色彩;心理描写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83-03 　　 　　一、自叙传色彩 　　《歧路》发表于1924年2月,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他”送妻儿回日本前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主人公一直徘徊在“去送妻儿”与“不去送妻儿”的思想斗争中,他的贫穷的生活、经济的拮据是他矛盾心理的直接原因。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得妻儿不得不回到妻子自己的祖国,这样不仅可以减轻丈夫的经济负担,也可以为丈夫的创作提供更大的可能与灵感的空间,而且她也可以到日本去学习产科的医学知识,等到将来回来时或许可以做些生计,并以此来挣钱从而补贴家用。这一故事本身就渗透着一丝淡淡的感伤的离别情感,同时也再现了主人公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文中的故事却与1924年郭沫若的生活实际有着惊人的相似。郭沫若1923年3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于1923年4月携带妻儿回到祖国上海。妻子安娜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坚信生活总会一天比一天好,但实际却并非如此。社会的黑暗使得上海谋生艰难,在那文学不值一钱的时代,可想而知以写作为生的郭沫若夫妇过着怎样贫困的生活,对于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他们来说,吃饱穿暖睡好已经很奢侈了,安娜又为三个儿子的教育问题发愁,多次劝郭沫若开业行医。如: 　　“‘如今医科毕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病人需要医治,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清醒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 　　‘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人们的榨取。医学有什么?有什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行医治病救人,总是体现了博爱、人道的精神呀!’ 　　‘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郭沫若情绪更加激发了起来,说道:‘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段;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的天大本领!他们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2] 　　郭沫若的固执态度与文人身上的清高,使得安娜和孩子们不得不在上海节衣缩食地度日。一家五口艰难地生活在上海,郭沫若又没法带安娜和孩子们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因生活所迫,郭氏夫妇无法再在上海生活了,安娜不得不带上三个儿子回到日本去,并打算回到日本后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到上海,希望以此谋生计。1924年2月17日,安娜携带三个儿子离开上海回日本。在回日本的旅途中,郭沫若托好朋友郑伯奇照顾妻儿。这就是郭沫若护送安娜和三个儿子离开上海去日本时的情形。 　　而这却与小说《歧路》中的故事情节以及主人公“他”护送妻儿回日本时的情形基本相同,时间也基本一致,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名字与真人名字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歧路》正是取材于郭沫若护送妻儿的亲身经历,只不过小说中的故事有部分的虚构。《歧路》也许就是郭沫若护送妻儿后内心真实想法的外现,是他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这些使得《歧路》富于浓郁的自叙传色彩,正是因为该情景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作者才能把主人公“他”护送妻儿回日本时无奈的矛盾心态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读来令我们潸然泪下。这也许就是自叙传色彩在该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了吧? 　　二、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这一写作技巧是中国现代作家借鉴西方文学创作技法中的一种,并被成功地加以运用在中国小说的创作中,从而使得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比古典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同时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更有深度。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郭沫若,也在其作品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法,如小说《歧路》中的运用,使得小说读来更耐人寻味。 　　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主人公的矛盾心态:第一个回合他的内心矛盾体现在他送妻儿去码头的路上时的矛盾与挣扎:“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