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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唐诗人济世情怀 　　摘要：对中唐诗人的“兼济之志”，尽管历来评论者多有涉及，却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且多认为中唐诗人的人格有着两面性，笔者以为此议值得商榷。本文试从中唐诗人的思想意识、审美追求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诸方面论述其济世情怀。 　　关键词：中唐诗人 济世情怀 　　 　　对中唐诗人的“兼济之志”，尽管历来评论者多有涉及，却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并且认为中唐诗人“所热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浮沉、上下倾轧。所以就在他们强调文以载道的同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和走向与此恰好相反的另一种倾向：即所谓‘独善其身’，退出或躲避这种种争夺倾轧。”[1]笔者以为此议值得商榷。本文试从中唐诗人的思想意识、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审美追求诸方面论述其济世情怀。 　　 　　一 　　 　　中唐在文学史上一般指唐肃宗至德元年到穆宗长庆末年这一阶段。在大历、贞元的四十年间，诗坛比较沉寂，虽然继起的诗人不少，诗作也多，但比较平庸，是盛唐诗歌繁荣后的中衰，胡应麟评其“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只有到了元和、长庆之间，才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以及孟郊、贾岛、张籍、王建、李贺等人，他们使唐代诗坛再度繁盛。这一时期的诗坛的创作，充满着强烈的济世精神。 　　中唐诗人的人生观、道德情操和人格理想是构筑在传统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们在生存方式上接受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观念，要“明明德，至于至善”就必须“齐家，治国，平天下”。韩、柳、元、白、刘等这些中唐诗人的核心人物都曾步入仕途。元、白等人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均表明诗歌创作的目的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新乐府序》） 从《与元九书》中可见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救济人病，裨补时阂”的态度，他也明确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元稹用世之心更为强烈，他在《说剑》诗中以剑自喻，认为“剑隳妖蛇腹，剑拂佞臣首”，并且“况擎宝剑出，重以雄心扣”，其平藩乱、扫逆贼、重整朝纲之凌云志跃然纸上。参加中唐政治革新集团的刘禹锡、柳宗元和谏迎佛骨的韩愈也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发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李贺面临河南、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于《南园十三首》写下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言壮语。所以，沉淀千年的儒家思想使生活于中唐动荡时期的一代诗人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呼唤和自己应该肩负的历史重任。 　　 　　二 　　 　　中唐诗人生活的年代，虽然有所谓的“元和中兴”，而实际上存在许多弊政，可谓内忧外患。 　　藩镇割据混战局面的长期存在，使经济文化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满目荒凉，凋蔽不堪，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财政面临种种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唐政府采取了许多苛酷的办法搜刮民财。例如增加盐价，征收酒税、青苗钱、间架税(房屋税)、茶税，设立等于凭空勒索的“借商”、“白著”、“宫市”等名目，特别是“宫市”，骚扰人民尤甚，正如白居易《卖炭翁》中所反映的“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这种没有限度的榨取勒索，导致了人民的极端贫困。孟郊的《寒地百姓吟》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劳。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 　　 千疮百孔的政局，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牵动着中唐诗人的济世情怀，他们为了重振国威、恢复盛唐繁荣安定的景象，在政治文化领域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刘禹锡、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历时仅几个月，但是他们针对社会政治弊端制定的停止地方官进奉、降低盐价、免除民间对官方的旧欠、处罚贪污犯、抑制宦官权势等种种政策，打击了大官僚、富商的利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增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进步的意义。元白在诗坛倡导新乐府和韩柳在文坛掀起的古文运动，皆是以革除弊政、关爱民生、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为依归的。白居易新乐府中大部分篇幅都是针对朝政的弊端而发，其新乐府五十首所刺时政包括君臣不终、边将骄情、执政尸位、宫市掠夺、宫廷淫奢、官吏腐败、佛寺泛滥等许多方面。 　　韩、柳、元、白、刘五位中唐诗文领域的核心人物，一生虽然仕途坎坷，屡遭贬斥，但是他们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安危。 　　 　　三 　　 　　中唐诗人的济世情怀也是他们“济世”审美的自觉追求，他们在创作中翻古作新，继往开来。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它是中唐革新思想在诗坛的反映。其代表诗人白居易总结了自《乐记》、《诗大序》直止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经验，结合时代需要，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诗歌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诗歌的社会功能，内容和形式等重要理论问题，作为新乐府运动的纲领。新乐府将教化和讽刺朝政联系起来，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