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制背后的“国格”和“人格”.docVIP

论礼制背后的“国格”和“人格” 　　出于专业要求，也是兴趣使然，近几年我断断续续的拜读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诗经》的先民唱调，《墨子》的救世苦行……诚然不同的作品皆有可贵的价值，但是《礼记》却是让我觉得最有温度的文化原典。读《礼记》的过程像是一种应验，可以一条条地将自己日常的行为和古代的某种要求联系起来――这种体验，仿佛是能穿越时代的，宿命般地召唤。 　　之所以觉得亲切，大概是因为今天的我们即便放弃了对于具体礼制条目的苛求，却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热烈地追求着《礼记》中为我们展现的气质：独属于中国的人格和国格。礼立于“敬”，在我看来这倒是一种很健康的感情。于是中国人终日惶惶，极力想用更得体的行为展示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就拿我来说，暗中思忖也许手写的文稿呈现会比打印出来的版本更显敬意，于是心下惴惴不安――这样生活化例子俯首可拾，可见“礼”对于中国人以及华夏民族的塑造，是早已熔铸在血脉里的。 　　这次重读《礼记》，是以吕友仁老师的《礼记讲读》为基础。书中融合了吕老师对于《礼记》的解读，学习的过程对我而言仿佛是时刻向名家进行的“援疑质理”，读罢，对于我们个人，我们这个民族的理解都有了些许加深。 　　一.礼之人格：个体气质中的自信与自卑 　　所谓“人格”，在礼制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种是“人之性格”，这里“格”是一个名词，用以彰显一个人行事为人的气质；另一种是“人性之格”，这里“格”做动词，即指用相应的准则对于原始的人性进行一些斧正和约束。这两点其实正好对应了我在《礼记》中读出的两种个人精神气质：自信与自卑――因自信而彰显，因自卑而求变。这两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这种不激烈的矛盾中融汇着古老中国的儒家血液。 　　礼之自信，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体察。 　　其一，我认为礼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的“标出性”。中国人用这样一套特有的、中国化的行为准则，将自己与其他外部因素区分开来。而行为又是主观对于客观的反映，所以究其根本，我们的这种“标出的渴望”还是根源于自己或者是本民族在身份认同上相当的自信。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认为自己相较于其他因素更加优秀，自然想要通过某种方式展现出自己与其他因素的不同――礼，就是一种既含蓄，又直接的表达。 　　从大的方面来说，人首先区别与其他生物，人的智慧性自然远远优越于草木、虫鱼、鸟兽。《礼记讲读?曲礼上》中举例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理，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要有所区别，所以我们的行为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生物性的应激层面，这是“礼”，乃至一切社会契约成立的原始根基。其次，中国人更想体现出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其他的社会性群体进行区分，于是设置了与中国文化适应的，独属于中国的礼制行为基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这毋庸置疑。但是同样还有其他古老的而灿烂的文明，比如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却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一套系统的伦理的礼制文明。《礼经》《礼记》《仪礼》从不同的侧面关注着礼制不同的重点，合而推出了完整的礼制理论研究体系。反观其他古老的文明，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与之类似的社会契约，古巴比伦就有《汉谟拉比法典》这样优秀的成文条例，但在社会风化的教习上，大多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依赖口耳相传和家族培养。只有中国人将其特别做了规划和记录，这更像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觉，因为礼制毕竟不同于法律，它是事前的规劝，而非事后的惩罚，这一点我在后文中讨论礼法之区别时会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即便是着眼于中华民族内部，这种“标出性”仍然符合人民的内心诉求，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不同的等级、阶层之间。越是属于更高级别社会阶层、处于历史顶端的人，越是希望能够在某些方面展现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他们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都极力体现着自己强烈的个人认同感。对于古代中国社会而言，处于最顶级阶层的就是一国之君。因此，我产生了一种颇为创新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礼制就是一套“细致的模仿系统”，是不同层级的人对于处在万人之上的天子的一种规律而有区别的模仿。吃穿用度，卜筮规格，从天子起逐阶层呈现降序。比如《礼记讲读?王制第五》中讲到：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 　　集团内部的秩序井然，物质文化和精神供养两方面的区别也充分地、有意地照顾到了民族内部少部分人（即贵族）渴望与庶人加以区别的膨胀心态。中华民族的礼制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对内区别，对外合一的有机体制，民族与个人的自信可见一斑。 　　其二，要理解我们民族的自信，就不能忽略这个重要的历史观点：“天人合一”。儒学学者制造了“天人合一”这个博大的命题，来源于他们自然、社会、家庭、个人浑然一体的本体与认识相结合的经学观念。君主本是人民的最高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