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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产业影响 　　把文化产品当做商品来“生产”，就自然会出现“利”与“弊”两个方面的社会后果。无论文化市场上的竞争是“生产”领域的竞争，还是创意的竞争，其结果都是文化产品的大量涌现，大量产品出现在文化市场上。可以说这就是以市场经济规则为杠杆创造出来的文化繁荣。然而，如果从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的角度评价这种“繁荣”，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现象似乎对文化产品的质的提高没有起到任何保障。这样，积极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的品种和数量的增长，可是在质量上却呈现出参差不齐，精品较少，假、恶、丑的负面文化产品的现象。因此，本文将对文化产业化的两种结果进行探析。 　　一、文化生产的积极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对国家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维护国家文化主权有着积极的捍卫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开放语境下，中国文化市场已成为具有诱惑力的庞大国际市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特别是伴随具有相当强消费欲望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使我国文化产品的供给已经形成明显的天平失衡形势。据有关专家预测，“假定继续按照3年来第三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增长，到了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大约为42% 左右，低于标准值13个百分点，大约会出现41000亿元的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信息网”）面对这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企业尤其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都会虎视眈眈，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文化更是借助全球化的平台将带有浓厚西方资本主义色彩的文化产品向外扩张渗透，更是千方百计把文化消费品倾销到中国市场。我国一些受众长期浸淫其中，不但养成了崇“洋”媚俗的口味，久之更是会认同西方价值观、思维意识，从而不自觉地抵消民族心理。 　　其次，文化产业讲究品牌意识，会增强文化影响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世界性潮流而言，发展品牌这一理念契合了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即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是对文化功能的强化以及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使得“品牌”产品从普通产品中凸显出来，成为一种代表着时尚的消费。消费者对某“品牌”的接受和认可程度直接关联着该民族的文化竞争力。为制造“品牌”、推销“品牌”，加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各个国家纷纷通过文化影响力扩大该国产品“品牌”的知名度，打出“文化牌”。例如日本每年春季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樱花节”活动，利用独特的樱花美丽吸引眼球，就是一次极好的推广和宣传日本文化、扩大日本产品知名度的好机会。由于人们对英国的刻板的印象，英国人近年来为改变其古老保守形象，在世界各地举办一系列“创意英国”活动，让世人看到英国的活力。这些活动都旨在通过文化及其文化消费品来提升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竞争力，从而改善国家文化形象。美国更是凭借文化产业雄霸国际市场的力量，为其产品的销售铺路，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强劲势头和认可度，使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认同力和信任度不断加强，带动了美国经济迅猛发展，调整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形态的升级。 　　再次，发展文化产业被许多发达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出版的《文化、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与答案》一书表明,在过去20 年中,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美国音像业现已超过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的第一位,其音像产品占据了国际音像市场40 %以上的份额；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产值,成为国内‘第一产业’；英国2000年文化产业的产值达600亿英镑。”[1]由此可见,文化产业为推动各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文化生产的消极影响 　　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产业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然而，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我们不能无视和回避文化的产业形态本身所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最早注意到艺术创作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转变为大量复制的文化生产。该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在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把由传播媒介的技术化和商品化推动的主要面向大众消费的文化生产称之为“文化工业。”两人认为：它一旦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通过商品化成为大众的东西，一方面会消解艺术和文化的个性化与纯度，使艺术变得千篇一律；另一方面又使文化工业成为资本主义异化大众的工具，因此艺术应独立于经济社会而存在以免被操纵而赋予其意识形态。就像阿多诺说的：“艺术无论情愿与否，总想与世隔绝开来，正由于艺术作品脱离了经验现实，从而能够称为高级的存在……艺术作品是经验生活的余象或复制品，因为它们向后者提供其在外部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在此过程中，艺术作品摒弃了抑制性的、外在经验的体察世界模式。”[2] 　　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