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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传佛教的历史地位与现代发展 　　[内容提要]建设和谐西藏不能忽视藏传佛教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仍有一些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宗教性问题制约藏传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良性健康发展。应积极引导藏传佛教走向理性化、民主化、道德化发、社会化、现代化、公益化的发展之路。藏传佛教的健康理性发展，不仅关系西藏的和谐稳定，也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藏传佛教；宗教理性；社会和谐 　　在雪域高原西藏，藏传佛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不渗透着藏传佛教的文化因素。因此，建设和谐西藏不能忽视藏传佛教的地位和作用。从理论上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藏传佛教转化为有益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物质性资源和精神资源。据此，一是要对藏传佛教的教理做出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解释，引导藏传佛教走理性化发展之路；二是依法改革寺庙管理制度，引导藏传佛教走民主化之路；三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引导藏传佛教走道德化发展之路；四是加强对藏传佛教信众的工作，引导藏传佛教走社会化发展之路；五是加大藏传佛教参与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的力度，引导藏传佛教走现代化发展之路；六是加强藏传佛教服务社会的工作，引导藏传佛教走公益化发展之路。藏传佛教的健康理性发展，不仅关系西藏的和谐稳定，也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藏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等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绝大多数藏族同胞信仰藏传佛教，藏族同胞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俗、伦理道德、行为举止等，几乎无不受到藏传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恩格斯评价宗教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通根据。”[1]革命导师的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藏传佛教在西藏的信仰地位。佛教传入西藏之后，曾经与苯教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并一度被排斥和打压。但是后来因为较高的信仰素质和文明素质，逐渐战胜苯教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苯教则被迫转入民间和边僻地区。公元11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相继出现噶当、萨迦、宁玛、噶举、格鲁、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教派，其中前5个教派有较大影响并流传至今，又以经宗喀巴大师改革后形成的格鲁派影响最深。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曾多次努力向西藏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但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而伊斯兰教则因其随着回族的迁徙而进入，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构不成威胁。由于历史的原因，藏传佛教成为藏族近乎全民的宗教信仰形式。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藏传佛教受到世俗化的冲击而有所衰弱，但仍然是西藏地方的主流宗教。研究藏传佛教与西藏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首先就要正视藏传佛教在西藏的特殊信仰地位。 　　（二）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因为符合了松赞干布统一吐蕃诸部、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政治需求，首次登上了西藏的政治舞台。经历短暂的禁佛运动之后，赤松德赞派人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印度密教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吸纳了不少苯教的仪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受到西藏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至公元13世纪，蒙古族崛起于祖国北方，建立起疆域空前广大的元帝国。萨迦派领袖班智达、八思巴叔侄在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支持下，成为元朝“帝师”和西藏地方政治领袖，促成了藏传佛教与西藏政治的最终融合。元朝后期萨迦派分裂，噶举派迅速发展，其中噶玛噶举和帕竹噶举成为重要的地方势力。明朝改变了元朝独尊萨迦派的做法，对藏传佛教各派以及地方实权人物都予以加封。藏传佛教上层僧侣戒律松弛，依附地方势力贪图享受，造成西藏社会的政治、宗教危机。宗喀巴大师脱颖而出，融合各教派理论精华，创立了以戒为本的新教派――格鲁派。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群众拥护，格鲁派势力很快超过了其他诸派，但此时并没有取得政治上的最高地位。清朝建立后，通过中央政府册封等手段，由格鲁派治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正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藏传佛教还原其宗教的本来面目，不再干预政治。但由于漫长历史影响的浸润，仍然不可忽视藏传佛教在西藏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文化地位。佛教自传入西藏以来，其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逐渐成为藏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并渗透到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佛教传播和对外交流中，祖国内地高度发达的工艺文明以及印度佛教所说的“五大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与“五小明”―历算、诗学、词藻、声韵、戏剧等逐渐传入西藏。佛教的发展还推动了藏族的建筑、雕塑、绘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