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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现阶段我国社会公德建设困难原因 　　［摘 要］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我国的社会公德建设状况还不尽如人意，本文对社会公德建设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于找出我国公德建设的具体有效的措施意义重大。 　　［关键词］社会公德 道德制度 规范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7)09－161－02 　　 　　一、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们倾向于逃避公德责任 　　 　　首先，社会公德约束的是全体公民，对象是指向某个行为的每个主体，这样就分散了道德责任，使每个人的道德义务减轻。例如，在一条巷子里，突然有一个人晕倒在地。假如被某君看见，良知会告诉他应该伸出援助之手。这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那所有的道德责任必须由他承担。但是，如果当时还有另外几个人在场，那么救助责任将分散给几个人，某君可以认为别人也应该施以救助，于是他就有了推卸责任的对象，从而履行公德的心理驱动力减弱了很多。 　　如：路见不平怎么办？经调查大多数人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快离开”。在路上遇到有人打架会怎么做呢？社会学经常讲到“旁观者冷漠”现象，即在公共场合所遇到应当做(如施舍、救助他人等)的事情时，许多人常常并不总是从自己所就收获认为正确的原则或习惯出发，而是首先受到当时周围人言行的影响，当自己认为该做而周围的人却无动于衷时，自己往往也会放弃去做的冲动和愿望，特别是在自己只是出于“匿名”状态时，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以致出现责任分散的倾向，导致光天化日之下行恶者嚣张而行善者无助的局面。 　　其次，与社会公德的行为主体相对的人群通常是陌生、流动的群体，二者相互评价相互监督的力度不够。在社会生活中，陌生感往往能开脱人们不履行社会公德的不安感。“反正我不认识他，与我没关系”常常成为一些人逃避责任的借口。 　　 　　二、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社会公德资源先天不足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结构，人与人之间仅靠世俗人情建立关系，传统的以孝心为本的仁爱道德本质上是亲亲疏疏的狭隘的差等之爱，道德选择仅限于血缘的区域内，乃是基于宗法等级基础上的狭隘的“注重血缘关系的差序伦理道德”(《论语?学而》)。“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本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并不缺少的内容，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传统的“仁爱”，主要是围绕着“亲亲”、“尊尊”原则，并以家庭关系扩展而建立起来的人伦之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推己及人、讲求秩序和“爱有等差”，以报恩、孝道为前提，并不具有“博爱”的内涵。所以，中国传统道德发达的实质是“私德”发达而“公德”薄弱。英国学者休谟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只讲自己小圈子里得到的――遵守家庭、朋友、熟人的道德规范，而一旦脱离这种血缘或血缘的环境，到了陌生的公共环境中，就往往对公共秩序中应该共同遵守的东西熟视无睹。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 　　在传统社会，传统文化推崇的是人伦道德和基于家庭、家族、国家整体利益的责任意识，对个体权利、他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尊重和维护向来十分缺乏。作为人格尊严保障的个体财产所有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氛围下，往往被国家任意侵害；即使不在这个氛围下，也往往被权势家族恣意侵害。个人的财产被随意掠取、社会财产被强行占有，千百年来被视为正常合理的现象。因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作为个体的“人”从未产生过权利意识，也谈不上形成尊重个体和他人权利的道德态度。在个体权利和利益纠纷的解决中，也往往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依据情、理。因此，个人与财产、社会公共利益均无关系，更谈不上在道德上必须遵守公共生活规则，谈不上产生建立在身份平等、人格自由基础上的公德意识。 　　 　　三、从制度建设角度来分析，公德建设缺乏他律手段 　　 　　道德本质是自律的，公德制度性是他律的一个手段。康德认为，自律是道德唯一原则，意识主体的行动准则应当由理性主体自由而自主地发出，而不是遵循任何外在的权威或外来的规范。虽然从精神境界上说，不得不服从的他律要低于理性自律，人们也因此时常贬低它而抬高自律。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公共道德意识的培养中，当社会相关条件尚不具备时，自律仅是一种理想和期望，他律却是一个起始的阶段，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当公民尚未将社会公德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格、养成道德习惯时，提高公民的社会公德，首先就要通过一种外在的强有力的约束(亦即他律)，才能规范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并且，长期坚持，形成一种习惯，直到最终内化为公民自身的道德品格。 　　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