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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规制下零售商减排成本分担对企业减排决策影响 　　内容提要：基于制造商与零售商行为的斯坦伯格博弈，本文分析在碳税规制下零售商减排成本分担如何影响制造商与零售商减排的最优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在零售商不承担减排成本时，零售商的最优订货批量与制造商的减排量正相关，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与产品的批发价格负相关；在零售商承担减排成本时，零售商的订购批量与制造商产品的减排量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碳排放敏感度与零售商成本分担率之差，当消费者对碳排放的敏感度大于零售商成本分担率，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与制造商的减排量之间正相关，反之则负相关。零售商的订购批量与制造商确定的半成品价格负相关；实施成本分担契约后，如果制造商的减排量满足一定约束条件，制造商的利润和零售商的利润会同时增加，实现帕累托最优。 　　关键词：碳税；碳排放敏感度；零售商成本分担；斯坦伯格博弈 　　中?D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8-0158-09 　　收稿日期：2017-04-18 　　作者简介：姜跃（1985-），女，辽宁营口人，福建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运作管理；韩水华（1970-），男，江西上饶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信息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NCET-12-0321；福建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GY-S17001。 　　一、引言 　　随着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高和碳税的逐步开征，碳排放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降低碳排放成为企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制造商降低产品的碳排量能够提高产品的零售价格，提升零售商销售单位产品所获得的利润，但是如果制造商承担全部减排成本，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产品的批发价格上升，市场需求量下降。因此，碳税政策下减排成本分担对企业减排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碳税规制对供应链各环节决策的影响，Petrakis和Poyago-Theotoky（2002）研究了碳税政策下激发企业减排欲望的政府补贴政策，以及面对政府碳税政策和补贴政策企业生产决策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合适的碳税政策和补贴政策能够起到促进企业减排的作用[1]。夏良杰等（2015）研究了基于转移支付契约的供应商和制造商联合减排问题，并且分析相关参数对供应商和制造商各决策变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商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减排量和为供应商减排提供转移支付激励其提高减排量，联合减排能够实现供应链产品碳足迹的优化和利润的帕累托改进[2]。程永宏和熊中楷（2015）研究政府碳税政策对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影响，并且分析了碳税税率变化所引起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决策的变化，研究发现，碳税政策下单位产品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和销售价格不仅依赖于碳税税率，还与其初始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决策方式有关[3]。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减排合作问题，Bhaskaran和Krishnan（2009）认为主要有成本分摊和任务分摊两种合作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成本分摊和任务分摊的优缺点，研究得出这两种合作模式的适用范围[4]。Poyago-Theotoky（2007）研究了在碳税政策下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问题，并比较了内生排放税下不同研发组织形式企业的研发水平、利润和社会福利[5]。孟卫军（2010）通过考察两个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政府收取碳税时减排合作与减排竞争下的最优决策和社会福利变化，发现当排放税较高时，合作研发下的研发水平和利润大于补贴下的研发水平和利润；当排放税较低时，则相反[6]。 　　关于零售商成本分担对企业减排决策的影响，骆瑞玲等（2014）构建制造商和零售商两阶段博弈模型，分别分析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情况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研究结果显示合理的碳排放上限对制造商降低碳排放具有积极作用[7]。Liu 等（2012）通过构建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Stackelberg两阶段博弈模型来分析消费者对碳排放的敏感性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对利润分配的影响[8]。 　　考虑到碳税规制下零售商成本分担对制造商和零售商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构建一个以制造商作为领导者，零售商作为跟随者的两阶段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来研究在无成本分担和实施成本分担契约下制造商与零售商减排的最优决策，并且通过算例分析考察相关参数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决策变量的影响。 　　二、问题描述 　　在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考虑零售商承担减排成本和不承担减排成本两种情况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图1表示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