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蒲松龄对狐鬼精魅及其婚恋故事文化定位.docVIP

简析蒲松龄对狐鬼精魅及其婚恋故事文化定位 　　摘要：“狐鬼精魅”女性形象及其婚恋故事凸显了乡村文化环境与氛围对蒲松龄文化心理及审美向度的浸润与影响。具体表现为：坐实了“狐鬼精魅”与汞地自然相依相存的生态基础与文化特性；定位了“狐鬼精魅”的乡野民间文化品性；融入了农民文化及其心理欲求。因此，狐鬼形象及故事“就低”的审美趣尚拉近了文人与农民的文化及审美距离。 　　关键词：聊斋志异；狐鬼精魅；自然；乡村文化环境；文化定位 　　中图分类号：1207．419 文献标识码：A 　　由狐鬼精魅幻化而成的女性形象及其婚恋故事在《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中传播最广、最具艺术魅力，蒲松龄的文化审美向度及情感欲望在这类作品中表现得也最充分。我们把这类作品与其他古代小说加以比照，就会发现，蒲松龄及《聊斋》主要通过这类形象及故事秉承与坚守了由上古神话传说所孕育的那种与天地自然、乡野民间息息相通的文化基质，而没有完全步着唐传奇及话本小说趋进“城市文明”的路径而行。 　　 　　一 　　 　　异类幻化女性形象最早产生于原始文化土壤。上古神话传说中就有“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变”的母亲神女娲；炎帝的两个女儿：摇姬(死后化为怪草)和精卫(溺水身亡化为鸟)，黄帝的妻子嫘祖(蚕)，大禹之妻涂山氏(九尾狐)等等①。在原始神话思维中，这些女性的幻化神能首先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其次表现了对女性的母性、妻性乃至性魅力等人性内涵的赞叹与期许。如：女娲勇毅果敢地承担起为“儿女”补天之至高重任；涂山氏以痴情的等待作为对丈夫治水事业的最大支持，就连她因目睹丈夫化为熊形而害羞还原为狐的行为，也透露了以夫为尊的妻性；精卫化鸟而衔石填海，昭示了利她的坚韧；而摇姬幻化的草能赋予女子“媚人”的能力，则昭示了女性性诱惑意识的“自觉”。这些早期幻化女性从形貌、内质到幻化功能等方面给后世幻化女性形象及作品以深刻的影响。不过，变异也是明显的：后世的异类幻化女性形象在“身份地位”不断降格的同时，世俗性也增强了，不过，与自然的那种天然纽结却渐至松动甚至疏离。这主要导致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重史尚实”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力下，异类幻化女性形象及故事主要衍生为宗教迷信意识的代言品，其原生态文化内涵大打折扣；二是在文人对此类形象及故事热情创造的过程中，将其引入了“城市文明”，虽然“人物”性情日渐丰满有趣，却无可挽回地丢失了某些宝贵的“自然之性”。像唐传奇中的《任氏传》，是较早较成功的描写“人狐”婚恋的小说，整个故事情节几乎都以繁华都市长安为背景，任氏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与地道的“城市人”没什么不同。与城市文明的和谐已经使“此狐”的野性与神异性大为退化，不独在心智上不具“狐”之“狡黠”，就连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也需仰赖富家子弟韦盎供给②。再如《焦封》写猩猩幻化为“贵夫人”，与其所中意的凡人焦封在“屋宇峥嵘”的“甲第”过着奢华生活。除了不知何来的“富贵”彰示其“神异”之外，她身上几乎没透露些许山野气息。所以，结尾处安排她急迫地追随伙伴回归丛林就显得突兀而牵强。《申屠澄》的结局处理与其相类③。唐小说家这样写幻异形象及故事与艺术技法的成熟与否并无多少关联，起关键作用的是文化视点与审美趣尚。从整体上说，唐小说家倾心和熟悉的是城市繁华热闹生活中的浪漫情趣，并不在意“狐鬼精魅”的生命与乡野丛林纠结难分的文化命意。宋代以后小说向着市民文学发展，更是不可避免地拉开了此类题材与乡野自然的距离。因此，在幻化女性形象由原始神话传说不断嬗变、创生的过程中，处在末端的《聊斋》反而有一种较强的“归省”意识，体现了异类幻化女性沟通天地自然与人世凡俗的特性。当然，这是一种建立在时代文明与作家文化审美向度融合基础上的高层次的“回归”。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通过小说特定空间环境的设置将“狐鬼精魅”放归自然 　　大凡优秀的小说，其人物形象的物质生存空间与人物的性格命运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近乎天然的隐秘联系，蒲松龄很到位地把握了这一点。他为那些“狐鬼精魅”选择的生活地域多为乡野郊外、山间水域，鲜有居于繁华都市的。像《娇娜》《青凤》《绿衣女》《连琐》等故事发端于荒郊的“萧寺”“旷宅”；《花姑子》《阿纤》的情节在远山小村展开；《云翠仙》以泰山的峻峰峡谷为人物跌宕起伏命运的实在空间；《翩翩》中落难子弟罗子敷与仙女在深山中过着“衣树叶、餐白云”的“化外”生活；《白秋练》《汉水女神》则始终依托汉水推进情节的发展。尤以婴宁未嫁时的生存环境最能表现作者的“自然情结”：“但往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空沓，空翠爽肌，寂无行人，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人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向北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化外之境，但作者审美心境中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