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迭更期历史博物馆展览研究.docVIP

管辖权迭更期历史博物馆展览研究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博物馆协会的成立及其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有效改变当时博物馆界分散隔绝状态的同时，使得博物馆逐渐脱离了政府行政管理的藩篱而沿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关于博物馆的专业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加强了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建设。然而，随着时局的恶化，中国的文化事业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境。历史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在这种恶劣环境的影响下，进入了一个管辖权迭相变更的动荡时期。 　　作为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的隶属关系难免会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动而发生改变。自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由北平转向了南京，直至1937年之前，历史博物馆的管辖权经历了教育部 　　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的屡次变更，这是为方便管理而采取的一种措施。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北平和南京先后沦为敌伪政权的势力范围，直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历史博物馆的管辖权又经历了中央博物院――伪教育总署――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学――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迭相变更，这是政治时局动荡变化之下的无奈之举，更是历史博物馆数十年筚路蓝缕的历史见证。 　　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成立及对历史博物馆的接管 　　1933年4月，为“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和灌输现代知识应有的资料，作永久的保存、系统的陈列，藉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引自李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原文载于《社会教育季刊》，1943年，第1卷，第4期，第22页），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着手筹建中央博物院，聘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为筹备处主任，负责中央博物院的总体建设工作。上任伊始，傅斯年即拟定出中央博物院的发展规划，除编制筹备处预算、筹划建筑经费外，着力进行古物收购、接洽重要学术机关合作等具体事务。根据计划，中央博物院拟建人文、工艺、自然三大馆，后又任命翁文灏为自然馆筹备主任，李济为人文馆筹备主任，周仁为工艺馆筹备主任，协助相关工作。1934年，傅斯年因中央研究院事务繁忙而辞去筹备处主任一职，教育部改聘李济为筹备处主任，接手负责总体筹建与规划。可以说，中央博物院从成立开始，即与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着某种深层次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让历史博物馆最终改由中央博物院管辖成为必然的趋势。 　　实际上，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文物保管部门便深感责任重大，纷纷计划将馆中所藏古物南迁。历史博物馆为慎重起见，遂将馆中重要物品制箱装置，并致函历史语言研究所转请中央研究院指示维护办法。后经中央党部议定，历史博物馆将部分藏品先后运抵南京与上海，存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临时仓库。至1935年11月，中央研究院认为中央博物院次年当可正式成立，历史博物馆很有归并博物院管辖之必要，遂致函筹备处，声明自1936年起，历史博物馆的各项经费改由中央博物院支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据函向教育部请示，奉准实行接受合并。1936年7月，根据教育部令，历史博物馆划归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管辖，更名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其中的21万件文物也就成为中央博物院的藏品。同时，调历史博物馆主任裘善元驻在南京，馆员郭建勋、张文勋、马鸿德等则留守北平办理日常事务，维持博物馆工作。 　　随着基础设施兴建及其他各项筹备工作的快速推进，很多南迁来的文物都归人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将其所藏包括殷墟出土的3000多片甲骨等文物悉数转拨，再加上中央博物院花重金收购的诸多国宝级文物，其藏品已极为丰富。这些数量众多、价值极高的文物收藏，奠定了中央博物院在中国博物馆界和学术界的地位。然而，正当中央博物院初具规模之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通过历史博物馆馆界的军队几乎一日数起，且不时有散兵游勇窜入馆中，甚至强行登城或出进各展室，对于馆中的陈列物品，“敌方固尚未至抢取时期，然狐假虎威，籍词研究，而意在攘取者，却有数次”，使博物馆同仁“几无日不在惊恐之中”。为保障文物安全起见，历史博物馆随即规定“全馆员工一律驻馆，早夕巡守，更将开放时间酌量缩短，重视门禁，其比较珍贵器物酌入库藏，仇敌之品改陈他件，庶勿招致觊觎而减少若干纠纷”（参见并引自《历史博物馆沦陷期工作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当时，参观者多为敌方军民及避难乡人，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并不多见。 　　二、北平沦陷时期的历史博物馆 　　日军于1937年7月28日开始对平郊国民党二十九军发起总攻，当晚，宋哲元军长及秦德纯市长撤离北平；29日，从凌晨开始，二十九军陆续撤离北平；30日，日军迅速占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