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董仲舒人性论思想源流.docVIP

简析董仲舒人性论思想源流 　　摘要：董仲舒结合汉武王朝的社会状况，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又补充修正了荀子的性恶论，构建了自己的“性三品”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适应了汉王朝的社会状况，为统治阶级解决社会矛盾设计了可行的方案，为其“德主刑辅”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董仲舒;人性论;源流 　　 　　一、先秦思想家对人性论的论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就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有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但人性究竟是善性相近还是恶性相近，孔子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孔子之后，孟子向右的方向发展了孔子对人性的认识，主张人性善，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地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有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也；谓其君不能者，贱其君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8226;公孙丑》)只要扩而充之，“人人皆可为尧舜”。基于对人性善的认识，孟子认为国君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推行仁政，扩充天下所有人的“善端”，使用天下人达到尽善，都成为尧舜禹式的圣人君子。“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也。”(《孟子#8226;仁得天下，不仁则失》) 　　和孟子相反，荀子从左的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人性恶，“饥而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8226;荣辱》)“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荀子#8226;荣辱》)，但天子之位只有一个，人们为了天子之位就展开激烈争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世间因此而无休止地争夺，并造成了一系列人间悲剧。因此，人性是恶的，欲望是万恶之源。基于人性恶的理论，荀子认为国君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用礼乐教化万民，改变万民的恶性。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适应思想家所处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孟子的性善论诞生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主要依靠血缘纽带维系。人人有血缘亲情，孟子由此而得出人性善的结论。基于性善论，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荀子的性恶论产生于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免不了争夺、残贼、淫乱等丑恶现象，荀子由此而得出人性恶的结论。荀子认为人性恶，只有“化性起伪”，人才能向善。就坚持人可教化成善这点来说，荀子还属于儒家学派，但是他的人性恶是对孔孟儒学的不小叛逆。他的学生韩非、李斯把他的性恶论推向极端，认为人性恶，不可教化，只能用严法酷刑进行镇压，推崇和儒家思想针锋相对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由于帮助秦始皇统一了六国，被秦朝统治者推崇备至。但秦朝短命而亡，人们在埋葬暴秦的时侯，把法家思想也一起唾弃。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成败得失映射出了性善论和性恶论各自的优劣。这就决定了人性论的发展不可能朝着人性善或者人性恶的方向单向发展。 　　二、董仲舒人性论的形成 　　董仲舒人性论思想自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在董仲舒时代，汉王朝疆土空前辽阔、统一，经历了“文景之治”之盛世。但繁荣的景象背后也隐藏着各种矛盾，诸如以汉天子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统治阶阶级内部的矛盾，汉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在汉武时期变得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诸侯王对皇权虎视眈眈，中央朝廷和各诸侯国剑拔弩张。汉朝统治阶级为解决帝侯矛盾付出了沉重代价。帝侯之争，即实际上的父子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把那种天然的脉脉亲情撕得粉碎。此时，孟子的以天然亲情为基础的性善论和社会现实极不相符，单凭儒家思想已无力解决汉王朝的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汉朝统治阶级不断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所奉行的法家思想，荀子的性恶论作为法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当然也受到了批判。尽管如此，汉朝统治阶级对法家思想还是跃跃欲试，特别是汉武帝曾以各种借口对诸侯王进行了打压，对匈奴等到少数民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但是，汉武帝的强硬措施只起到了暂时的镇压作用，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使其有所激化，并且把汉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干戈日兹，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玩数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用何种政治法律思想解决眼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最高统治阶级是困惑的。相应的，人性理论的发展也处在了“十字路口”。 　　基于对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