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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国应用史学先秦实践 　　摘要：先秦是中国史学产生的时代，也是应用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先秦应用史学经历了以僭“天命”为依托的史政不分；以冒“礼”为依托的史官职能专业化；以“仁”、“霸”为依托的实际应用等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天命为经、以礼为纬，以仁、霸为节的应用史学实践体系。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先秦；应用史学；实践体系；天命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2-0164-05 　　 　　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一个启迪，历史学是依靠科学与人文两条腿前进的学科。基础研究与现实应用永远是其跋涉旅途中划动的双桨。凡以实现史学研究的应用价值为直接任务和服务社会现实需要为目的的历史研究实践及其相关成果的总和，大致为应用史学的最好界定之一。中国史学自滥觞于先秦起，即翻滚着应用史学的鸿涛。 　　拿着殷商甲骨、西周金文乃至“史官”的设置等出生证明的中国史学，出于现实需要，选择应用作为其主修课程。无论是王阳明的“五经皆史”，还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后人所以为的先秦大部分文化著作皆为这门主修课程的作业。《诗经》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史学的应用价值被广而告之，研究者们也因此而自重。《春秋》以鲁正史的身份，“拨乱世，反之正”。司马迁评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的“述而不作”乃是自谦之语。这股反映当代历史并急功近利使之应用的冲动刺激着先秦史学的发育。 　　 　　一、先秦应用史学的发育演变 　　 　　先秦应用史学的发育演变经过了上古殷商、西周至春秋中期与春秋晚期至战国阶段，各阶段表现与内涵如下。 　　 　　(一)殷商：以僭“天命”为依托的史政不分阶段 　　上古时期，史学研究主体的“史”，其职能与“巫”同，是巫祝的一部分，至殷商时期始与“巫”有所分化，分化的时间下限大致不晚于西周初。殷商则为其过渡时期，表现是“史”开始具备记事和记言的功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王国维推崇殷商之“史”：“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刘师培更加直接：“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官所由尊也。”掌握着天文术数奥妙的“史”享受着与“巫”平起平坐的特权。《史通》引《吕氏春秋》语云：“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说明“史”另有保管图籍、献书规谏的职守。殷商“史”的责任主要为沟通“天”与人的联系，喻谏统治者顺“天道”做事，统一人们意志于“天命”安排。“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在祭祀与征伐为主要政治活动的时代，违背“史”所转达的“天命”意旨是会遭天谴的。这种群体意识的思维桎梏赋予“史”以相当大的政治权利，可通过“天命”来“规范”统治者的行动，左右王权。史、政不分被视为合理的存在。 　　该阶段，襁褓中的中国史学除了“史”们无意识的实践活动外，无法为我们提供科学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处于原始宗教活动状态的“史”们，囿于其职能的无拘束的自然状态，尚不具备主观创建系统史学理论的理想与条件。 　　视“史”的政治行为为其应用史学实践的看法，过于简单。然这些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离不开主观因素的发挥，即使天象与卜辞是如何的“精确”与客观，他们也是在“史”的解释下为政治服务的。该阶段一些“史”，如史墨、史赵等既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控制着远较后期史家丰富的政治资源。 　　 　　(二)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冒“礼”为依托的史官职能专业化阶段 　　“殷革夏命”使西周统治者震惊于“天命靡常”的同时，认识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的道理。开始审视“天命”之外的力量，从过去的人类实践中找寻能左右社会发展的力量与启示，产生了有意识地研究历史的需求。作为“天命”与人类间纽带的“史”开始向史官职能专业化转变，真正意义的史官出现了。 　　走下神坛的史官依旧位高权重。“王前巫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其时的史官，有大(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女史、御史等称谓，如老子曾任周朝的柱下史与守藏史。史官的记言记行内容含即位、册命、盟誓、吊问、征伐、朝觐、筑城等，繁杂而丰富。凡有仪式的活动几乎皆有史官的参与。除天子有史官外，诸侯乃至卿大夫也各有史官，“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记，无国不记。” 　　“当人们以人的意义取代神的意义，就有了最初的历史学。”[1033该阶段，应用史学扯上了“礼”这张大虎皮。周初，周公“制礼作乐”，以“礼”作为统治规范。春秋初，“礼崩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