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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性与人性整合 　　以科学性为本质的理性管理模式在指导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实践时，越来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面对挑战，进行新的管理范式创新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本文从管理理性产生的社会背景出发，揭示了理性管理模式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教条、僵化和不适用性。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人性管理模式兴起的客观原因。最后，提出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即中国式管理应当是管理理性与人性的融合。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 　　 　　回顾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在其形成之初就被深深地打上了理性的烙印。这种理性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它受到近代科学与科学方法的深刻影响。 　　近代科学权威的确立是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科学不仅深化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而且人们开始运用科学改造物质世界。电磁和电磁波的科学发现所带来的电力和通讯的革命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 　　从思想认识到实际生活的巨变，奠定了西方社会对科学高度崇拜的基础。而科学的形成离不开形成科学的方法。近代科学在形成之初就把对象看作是外在的、客观的、绝对的、具有稳定不变和简单的规律性，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对象的理想化和模型化、简单化、数量化、因果决定论、最优化、分析方法。这些科学方法既应用于科学实验中，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而应用于一般生活中，甚至成为人们的一种世界观和信念。在这种世界观和信念的指引下，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迅速地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扩散到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比如经济学普遍采用了数学方法，由于管理学的科学化优势较经济学明显，因此管理学的科学化似乎走得更远。 　　在管理学的创立之初――科学管理阶段，泰罗和其他科学管理的代表人物以最基本、最简单的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对工时、动作、记件工作制、成本核算方法、职能工长制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通过规范化、定量化、精确化、简单化和最优化，使生产活动变得比过去更有效率。科学管理的实质在于将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自觉地引入管理，从而自管理学诞生之日起，理性管理模式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科学管理的思想被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等人的古典管理理论进一步发展，这些理论进一步彰显了理性管理的抽象性、客观性、机械性、二元性和独断性。后续的管理科学的发展更是使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管理中根深蒂固。 　　其实，现代管理理论在其产生之后不久就受到了管理人性的挑战。著名的霍桑实验就是其中的突出事件。心理学家梅奥在研究照明等环境因素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的实验中发现，人际关系对工作效率具有很大的影响。霍桑实验暴露了近代科学方法在应用于管理的实践时所存在的问题’。在近代科学方法论中，研究对象是外在的、具有严格规律性、被动的客体，对研究主体的行为只表现出一定的被动反映，然而霍桑实验打破了这种教条的主客体关系，实际上管理的客体有自己独立的性格、意志和行为方式，而且这种客体的反映会影响到管理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规律性，霍桑实验使科学方法在管理中的应用受到最初的挑战。霍桑实验之后管理中人的因素被挖掘出来，人们意识到人不仅是理性的，同时也是感性的，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我们用科学方法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管理理论并重新应用于具体实践时，其适用性面临很大的挑战，远不如自然科学的预测性、适用性强。《追求卓越》一书曾对理性主义管理模式的兴起和没落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并指出这种模式的缺陷。管理理论运用理想化、模型化的方法把管理经验与具体的真实相分离时，却丧失了它的开放性、生动性和对于事物的敏感性、真实性。管理中涉及人的相关理论在应用于管理实践时的局限更大。以管理中对人性的认识为例，从经济人到社会人以及复杂人，当我们把人性的某一个侧面抽象出来再应用到管理实践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责难，管理理论的机械、僵化受到许多人的抨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到管理者特质理论、领导风格理论等等，其理论的实践指导性一直受到质疑。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十分突出。 　　 　　现代管理人性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人际关系学派虽然注意到人的社会性，但是它仍然属于理性管理的范围，它仍然把管理看作是运用人的客观知识并以最小的人际关系代价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门技巧，人际关系被利用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即使在行为科学得到广泛使用的今天，新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发展，但是它们都没有脱离理性管理的思维框架和范畴，实际上，由于结合了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反而使理性管理由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得以加强。 　　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和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西方社会开始关注东方的人性化管理。美国教授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