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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属性辨析及启发性 　　关于管理，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叫做科学与艺术的结合(both a science and an art)，谁最早提出这样的说法，或许难以查考。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却值得仔细地推敲和辨析。管理从经验主义的“泥沼”里出来，自20世纪50～60年代华丽转身(DONALD C.HAMBRICK，2007)，进阶为“准科学”殿堂的一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职位、头衔，以及成功人士。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说法，管理既是科学(系统化知识意义上的)，又是艺术(在实践意义上的)。但我们仔细思考过这种流行说法的合理性吗?科学和艺术那么容易通约吗?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洞见、理性，以及内在逻辑呢? 　　在我所熟悉的和谐管理看来(席酉民等，2006)，没有人的主动性，或者人的主动性可以忽略不计的场所，应该就是比较纯粹的工程学问题，其背后的道理当然是――严格的科学。但在有人的主动性，或者人的主动性居于主导性力量的场所，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本来应该有最佳的模式和流程，学者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恰恰是人的存在使其不可实现。所以，管理实践本质上也就成为了“人向机器收敛的过程”，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管理是科学；二、存在人之主动性的场所，不可能完全是工程学问题，也不存在受严格的科学支配的唯一正确的东西。但在一个相对宽泛的“科学”概念里，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些事件间的“相对稳定且重复性”的关联。那么，管理的过程也成为了“人向那些可以被人暂时地、部分地认识，并由人干预、主导的规律收敛的过程”，而在这种认识里，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不具有合法性的，除非你接受一个谱系式的关于“科学”的定义，比如硬科学、软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否则，管理就不可能是科学，这是本体论上的判断，而使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去探讨本质上不具有科学性的问题，就如同非要用数学公式去建立一个“最佳的婚姻模型”，也就显得十分荒谬；三、管理不可能是严格的科学，甚至连那种“稳定且重复性”的关联也找不到，我们尽管看到了一些传奇故事的“相似性”，但在其中，我们没有看到的“差异性”可能更多。所以，管理只能是不断地试错，前人的成功和失败也只能给后人以启发，后人的表现则主要依赖于当事者的体悟和感觉，充满了始料未及的“涌现”特征。在这种意义上，管理毫无疑问更接近于艺术，而所谓成功的艺术家没有多少是按规律办事的，特别是那种开风气之先，创立了属于自己独特艺术经验的大家们，则是不可复制的。那么，管理的过程也只能是“人向自我体验收敛的过程”。 　　以上述分析为依据，结合我们的经验和体会，应该不难看出，管理就总体而言，不可能祛除“人的主动性”，从常态而言，不可能祛除“人的复杂性，或者叫非机器性”，也就不可能是“人向机器的收敛”，其推论，即在整体上想用“严格的科学”来完成管理目标的各类“伟大”抱负，本质上都是不可实现，如果从研究范式的“合法性”角度论，应该说是反动的。然而，这种判断却一点儿也不影响在管理的局部，存在严格科学支配的场所，因为即使在艺术领域，比如舞蹈家再怎么长袖善舞，那个舞台上可能“惊为天人”的她，也必须符合最基本的力学原理。科学研究是尽量要排除人的主观性，但排除了人的主观性的管理研究，即使被叫做科学，却不可能是管理的全部。所以，中国管理学界当下最国际化、也是最具有学术合法性地位的“管理科学”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贡献和边界。 　　顺便多说几句，对于今天中国管理学术主流所宣扬、追捧的国际化，我们表示理解，但也坚持质疑和批判――这其实不过是被人们遗忘的关于学术的常识。理解的部分是源于我们对自己先天不足的反思，比如学术积累、研究方法；但批判的部分则主要是源于我们切身的经验、学习、反思，以及理论上的那个被人们所遗忘的科学精神。因为即使在我们所尊崇的国际管理学术界，不仅歧见丛生，范式芜杂，而且他们同样遭到“科学身份”地挟持(Daft，R.L，Lewin，A，Y，1990)，无法摆脱“还原论”的困扰(Reibstein D.J.，Day G.Wind J.，2009)，并一直遭受“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指责(M.Kelemen，P.Bansal，2002)，甚至是合法性受到质疑(Leonard H_Lynn，2006)。进一步地，我们尽管对国内当下最好的主流学者在SSCI，SCI发表上所付出的各种努力(借外脑的、搞关系的、巨资打造的)，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奋斗排除各种干扰(首先是语言上的，其次是时间上的，再次可能是数据可靠性上的)，终于被国际主流所接纳的学者表示认同(制度使然)、钦佩(理念使然)。但我们的分析或许可以表明，没有对管理属性认真地思考和把握，这些“认可”所带来的一时的骄傲与荣耀，还是解决不了“Are we mostly talking to ourselves?(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