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本质在于使人向善.docVIP

管理本质在于使人向善 　　一、使人“向善”是企业管理的方向 　　 　　使人“向善”不仅是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要求，也是企业管理的发展方向。作为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到当代最高阶段的人本管理理论，要求在管理上以人为中心、为主体、为最重要资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面向人、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培养人，通过企业文化建设等管理手段使人在德识才学各方面都得到全面提高和发展，以充分适应企业目前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其本身就体现出从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进步，亦即“向善”的进步。这里所说的“善”是就企业而言的，即企业从自身利益角度对员工素质和行为的道德评价，而不是出自一般道德角度的评价，但由于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需要承担为客户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产品和优质服务等社会责任，因而企业管理上的“善”无疑也包含着一般伦理学意义上的“善”的内容，如社会对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要求等，因此可以说，企业之“善”构成合乎一般社会道德标准的“善”与合乎企业发展特定价值标准的“善”的统一。 　　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因而一切管理都离不开对人性的思考。自古以来，关于人性就有菩恶论之分，在中国性善论的代表是大儒孟子。他认为人天生就有区别于禽兽的四种品质：“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孟子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体现仁义礼智的四端是人能向善做君子乃至成圣成贤的可能性，是人具有的社会属性。性恶论的代表是荀子，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在荀子眼里，民众都是些品性不端、难免要堕落的愚氓，对他们只能用严格的礼法来管理。从历史上看，孟子的性善论导向了对人性反省内求的道德教化路线，奠定了儒家仁政和德治传统的思想基础；而荀子的性恶论则导向对人性从外部制约的路线，构成法家思想的基础，进而导致了封建社会专制政体的建立。 　　同样以人性为基础，西方经济管理学中也出现了与性恶论和性善论相当的理论――X理论和Y理论。美国学者麦格雷戈(D.HcGregor)提出的X理论认为，人天性就是好逸恶劳、不喜工作、安于现状、逃避责任、不思进取、缺乏抱负，因而对人的管理必须采取严厉监督和强制性控制等方法，这是对传统管理理论关于人性“恶”假设的概括。Y理论肯定人性在本质上是善良的，并非天生懒惰和被动，员工视工作像娱乐一般自然，有所承诺就会自觉自律地完成任务，肯负责任，且能主动寻求承担责任，绝大多数人都具备正确决策的能力，因此，企业应当尊重人、理解人，善于通过满足其需要等手段来激发其积极性和主动性。Y理论构成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 　　从事实认识的本体论角度说，性善论与性恶论都无法得到严格的证实，而将人性看成是可善可恶、善恶兼具的观点在现实中则能找到充分的证据。事实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人往往都是善恶参杂，绝对的善人或恶人都极罕见。因此，性善论或性恶论在对人性的本体论意义的理解上可以说都失之偏颇，或者说只具有部分真理的内容。我们对性善论或性恶论更多地是应该从价值判断或价值论的角度来理解才有意义(这或许才符合孟子、荀子思想的本义)，即要认识到它们所主张和采取的手段不同，最终目的都在于使人向善。性善论唯恐人不善，主张人本性为善、应该为善、能成善人，即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哪怕是对恶人也应相信他能改恶向善，这对于激励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来完善自我显然有着重要的伦理学方法论意义，也如道家始祖老子所说：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第四十九章》)同样，性恶论强调人生来就有许多不良的欲望、想法和习气，它们可使人变坏、堕落，因而必须通过奖惩严格、强制性的制度管理来制约人们的不良行为和恶习，抑制人的不正当欲望，如此来使人向善。性善论导向道德自律，性恶论导向制度他律，相比之下，他律抑恶，自律扬善，他律治身，自律治心，因而Y理论较之于X理论更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在管理理论的历史发展上也处于更高阶段。他律适用于管理那些自主意识和能力较差、欲望强、习气重、难沟通的人，自律则适用于管理那些心眼朴实、讲诚信、有责任心、自主能力较强的人，两种方式对于企业管理都是必不可少且相辅相成的手段。在企业管理中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使法治与德治、 “抑恶”与“扬善”相结合，才能有效地使外在的规章制度等强制性约束内化为员工的内在意识，进而落实为自觉自愿的行动，使管理收到既治标又治本的良好“向善”效果。只相信“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