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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19世纪末美国淫秽物品标准 　　摘 要 在美国早期历史上，淫秽物品的数量不多，政府调控又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所以有关淫秽物品的标准并没有确定。在内战后，淫秽物品因其市场的扩大和社会净化运动的兴起，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议题。社会各界人士在普遍赞成查禁淫秽物品的同时，对淫秽物品的含义界定存在分歧，遂希望由法院制定明确的司法标准。在这种背景下，纽约法院在1879年的“合众国诉贝内特案”引入希克林标准，后经最高法院的确认，成为美国各级法院评判淫秽物品的主导原则。然而，到世纪之交，随着内在的道德话语受到动摇，希克林标准开始遭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 　　关键词希克林标准，淫秽物品，社会净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48-06 　　希克林标准自1879年被引入美国以来，成为美国各级法院评判淫秽物品的主导标准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57年被最高法院所推翻，在美国淫秽物品案件的司法史上留下重墨一笔。对于希克林标准的研究，多见于学者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进行探讨。①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主要围绕《康斯托克法案》②或者激进的性自由主义者③问题，单向度地考察希克林标准，未充分剖析其历史情境。鉴于此，本文拟在19世纪末的历史语境下对该标准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内战之前，淫秽物品④的市场尚未引起社会的重视。英属殖民地时期，性爱作品大多从欧洲（主要是法国）进口，以供社会精英收藏和阅读。1842年，国会通过禁止进口“所有不得体和淫秽的印刷品、绘画、石版画、雕版画和透明画”的《关税法案》后，⑤催生出美国本土化的性爱作品市场。在内战期间，一些不法商人源源不断地向战场邮寄色情作品，致使军队的士兵收藏淫秽的印刷品和照片成为普遍现象。⑥在这种情况下，国会通过《1865年邮政法》，禁止邮寄“淫秽书籍、小册子、图片、印刷品或者其他粗俗和不得体性质的出版物”，为邮政部开展查禁淫秽物品工作确定了法律基础。⑦但是，这部法律禁止邮递的种类有限，没有规定具体的执行细节，惩罚措施又轻，不足以起到震慑出版商的作用。另一方面，市面上流通的色情作品的数量并不多，国会和社会各界并未将其视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是以“维多利亚妥协”①的态度默许它的存在。 　　淫秽物品到内战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方面，淫秽物品形成全国化的市场。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便宜纸张的问世，淫秽物品大批量生产成为普通民众买得起的廉价读物。这些廉价读物凭借《1879年邮政法》给予“小说、科学、艺术或者其他专门行业”低邮资的优惠条件，②肆无忌惮地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这类作品的品味较低，单纯以娱乐为目的，容易被社会精英人士当成淫秽物品，形成后者在全国流通的假象。另一方面，社会净化运动让淫秽物品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社会上层人士担忧聚集在城市的居民性行为放纵，遂在战后开展社会净化运动，试图规范民众的性道德，突出的表现是查禁淫秽物品和捣毁卖淫窝点。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为此成立多个扫黄协会，其中以安东尼?康斯托克创建的纽约扫黄协会和波士顿的监视协会（The Watch and Ward Society）最为声名远扬。参加扫黄协会的成员相信，“维护城市和公共道德的水平至关重要，足以构成审查冒犯传统道德的书籍、图片和实物的正当理由”。③扫黄协会在竭力查禁淫秽物品的同时，使其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全国议题。 　　19世纪末，社会各界大多支持扫黄协会审查淫秽物品的做法，但是由于法院和立法机关未能确立一个准确的淫秽物品的含义，他们对于如何区分淫秽物品，或者说哪些是淫秽物品存在严重的分歧。正如贾尼斯?鲁思?伍德（Janice Ruth Wood）所言，美国普通大众“倾向于同意色情――性爱画像和故事――应该被清除出公共大街，并且禁止邮寄，但是他们对于什么材料被定为淫秽物品则意见不统一”。④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士从自身的立场出发，界定的淫秽物品含义各异。 　　扫黄协会坚持宽泛的淫秽物品定义。康斯托克在1873年游说国会通过《康斯托克法案》，不仅禁止商业化的淫秽物品，还禁止邮寄有关避孕和节育知识的物品。⑤该法案没有定义何为淫秽物品，也没有确立划分淫秽物品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扫黄协会打着保护公共道德的名义，全面取缔他们所认为的“淫秽物品”。他们通常以维护道德者自居，把“各式各样的文学经典、当代小说或者甚至医学手册等表达性内容的作品”视为淫秽物品。⑥在他们看来，这类作品不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只要激起未成年人的性欲，就可能损害他们纯洁无邪的心灵，理应遭到查禁。康斯托克以邮政专员和纽约扫黄协会秘书的双重身份，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反对淫秽物品的运动。他在1874年报告中称，自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没收和销毁134000磅“不适宜的书籍”、194000张图片和60300个诸如橡胶物品的杂